第三部分 真诚与新生

一般来说，谎言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有意识的撒谎，也就是故意隐瞒真相，欺骗别人，而且本人也知道自己是在撒谎。另一种则是无意识的撒谎，指撒谎者所说的话与事实不符，但他们自己却意识不到是在撒谎。

移情作用，就属于无意识的撒谎。移情，其实就是无意识地认错人，并把自己的情感强加在那个被错认的人身上。大多数心理疾病都是无意识的谎言。由于病人的意识思维与潜意识思维的目标并不一致，所以，他们的认知与客观事实很容易背道而驰，并导致出极其疯狂的行为。而对于这些过程，他们本人根本意识不到，还坚信自己的所见、所闻、所说皆是真实。

在做实习心理医生时，我曾见过一个案例，我称其为“雷德里卡女王”。那真是我见过的最浮夸、也是最疯狂的案例了。患者是一位极其美丽的26岁女性，美国人，真名叫伊丽莎白·马丁。我见到她的那天，她刚在旧金山的某个高级百货公司被人当场抓获。当时，她试图抱着大量服装和皮草离开，却拒绝付钱。而她对盗窃行为矢口否认，坚称自己是瑞典女王，并说瑞典政府会负责她的一切开销。店方叫来了警察，由于她傲慢的态度和让人吃惊的口供，警方将她送往了精神病院。很快，我们就发现她并不是为了诈骗或盗窃而有意伪装女王，而是真正地、不带一丝怀疑地坚信自己就是雷德里卡女王。对她的治疗异常艰难，她被迫住院好几个月，并服用了大量镇静剂，之后才回归了现实世界。

很明显，她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但比起她的病情，更让我吃惊的则是她的丈夫巴纳比·马丁。他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律师，他们在九个月前刚刚结婚，在婚后三个月时，伊丽莎白的病征就已经初露端倪：她告诉丈夫，自己在房东的公寓里发现了一部电台，因此她怀疑房东是纳粹间谍，同时还打算向FBI举报房东。那时已经是1964年了，巴纳比当然知道妻子的怀疑很荒谬，但他却选择了一种自以为很真诚的解决方式，他建议妻子先找到足够的证据，并自告奋勇地帮她一起搜集。

于是在几周的时间里，每天一下班，巴纳比就和妻子一起翻查房东的垃圾桶，并试图找到“证据”，结果当然是一无所获。此时，伊丽莎白又笃定房东已经有所察觉，并在他们的公寓里安装了窃听器。就这样，每天晚上他们不仅要翻查各类垃圾，还要为找到“窃听器”而检查所有的坐垫、杯垫，以及其他家具。在折腾了几周后，伊丽莎白还是没能找到想要的东西，这时她又告诉丈夫，自己有皇家血统。巴纳比对妻子的状况也疑惑重重，但最后还是选择闭口不说。

直到伊丽莎白被送进医院并正式确诊后，巴纳比才松了一口气。这个“病”其实也是他一直所怀疑的。但同时他不得不承认，在妻子发病时，他一直在和她一起翻查垃圾、搜索角落，简直和她一样疯狂。比起妻子的疾病，自己的表现则更让他备受打击。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律师，他能通过微妙的表情，判断出证人证言的可靠性。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却无法抗拒妻子的妄想。事实上，他自己也一样陷入了妄想中，并成了妄想的一部分。此外，我还向他指出，他那种貌似“真诚”的处理方式，反而助长了妻子的妄想，并将她接受治疗的时间延误了6个月之久，使得她的妄想更加根深蒂固，也让治疗变得更加困难。

心理研究发现，同一家庭的成员，可能会被同样的妄想所控制。通常来说，当占据强势地位的成员产生妄想时，顺从或依赖的一方就会陷入两难境地：或者向强势的一方发起挑战，或者接受他的妄想。而现实中，弱势的一方往往会选择后者。

这种妄想总会同时出现在两个人之间，比如丈夫和妻子、关系亲近的兄弟姊妹或是母女之间。我们能在法国的精神研究著作里，找到对这种综合病症的最早描述，它被命名为“二联性精神病”，而英语则称之为“两个人的疯狂”。但事实上，这种病症也可能是多联性的，也就是说，发生在某个群体之中，比如一个家庭。我就曾接触过一例“四联性精神病”，在同一家庭中，丈夫、妻子和两个孩子共同臆想出了一个复杂的精神幻觉系统。

如果继续延伸我们的视角，会发现这种多联妄想症不仅出现在家庭中，它甚至会出现在比家庭更加广阔的范围，比如某个教会、某家公司、某支军队，甚至是某个国家，都可能因为禁不住这种臆想的诱惑，而集体走向疯狂。

纵观人类历史，这种大规模的妄想，或者说群体性疯狂并不少见。最后这一章，我们着重要讲的，就是如何避免这种群体性的疯狂。

癫狂的头脑，本身就具有传染性

前面的“雷德里卡女王”案例中，伊丽莎白和丈夫巴纳比组成的家庭，可以算作一个微型群体。群体中的成员总是会相互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是对等的，往往是疯狂的头脑影响了理智的头脑。

作为一名律师，巴纳比做事严谨，丝毫不缺乏逻辑推理能力。但妻子伊丽莎白的头脑混乱癫狂，但这种癫狂却具有强烈的传染性，因此，她成功入侵了丈夫清醒睿智的大脑，让夫妻二人一起变得疯狂。

在生活中，我们也常常会看到类似的情形。一个冷静的人，很难把自己的冷静传递给别人，而一个焦虑的人，却很容易把自己的焦虑传染给群体。在心理治疗中，心理医生需要经过漫长的时间，才能治愈一个抑郁症患者，而抑郁症患者却很容易把抑郁的情绪传染给心理医生。同样，治疗疯癫的心理专家，自己也很容易发疯，这也正是一些心理医生必须定期做心理咨询的原因。

我一直强调，生命的成长是一个“个体化”过程，需要以自我意识为起点，逐步培养出他人意识、组织意识以及宇宙意识。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一方面，在意识成长和心智成熟的道路上，我们必须走进人群，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去实现“社会化”，成为真实的自己。另一方面，融入人群，考虑别人的感受和想法，往往又容易导致自我意识的消失。一旦自我意识消失，失去个性，人就会把独立思考的权力和责任拱手让给别人，而别人也会人云亦云。这样一来，大家都不愿意思考，也不会思考，人就如同一滴水融入大海，了无踪迹。结果便是：群体的智慧始终不及个体，群体的组合，只是愚蠢的叠加，真正的智慧被吞噬。在这样的群体中，我们无知无觉，无知无畏，无法无天，无所顾忌。我们用群体的无意识行为，取代了个体的有意识行为，成了一群乌合之众。

军队是最重视组织意识的团体之一，在这里，个体不需要有自我意识，集体的利益高于一切，长官的意志就是士兵的意志，服从是军人的天职，正因如此，军队才具有强大的力量。但另一方面，这些缺乏自我意识的个体，也很容易因为某种原因，变得疯狂和残忍。

1968年3月16日清晨，越南北部一个名叫“美莱村”的小村庄，安静祥和。村民们像往常一样起床、烧水、做饭……炊烟从一个个屋顶袅袅升起。但就在这时，美军巴克特遣队却悄悄包围了这个村庄。接下来，令人恐怖的一幕发生了：这些全副武装的美军士兵，将手无寸铁的村民当成了敌人，用各种武器不停地开枪、扫射。顿时，宁静的村庄被笼罩在了一片血雨腥风之中。屠杀一直延续至次日清晨，至少五六百名村民惨遭屠杀。

这就是震惊世界的“美莱村屠杀事件”。

参与屠杀的美军人数，估计约有50人，另外200人虽然没有扣动扳机，却旁观了整个过程。很明显，这不是一次战斗，而是一场屠杀，但部队中竟无一人想要去举报美莱村所发生的残酷罪行。一年之后，一位名叫莱登豪尔的人在与朋友聊天时知道了这件事情，而莱登豪尔本人并非巴克特遣队的成员，他将这件事披露了出来。直至此时，美国民众才得以获悉美莱村屠杀事件的始末。

1972年春，美国陆军参谋长下令，由军医总部指派三名心理医生组成委员会，调查造成美莱村屠杀事件的心理原因。他们希望能以此为戒，防止类似暴行再次发生。我受命担任调查委员会主席一职。经过一系列的调查，我们发现了一些群体行为的心理动机。

这些士兵并非精神病患者，也不是盲人，为什么他们的认知会出现那么大的偏差，以至于颠倒黑白，把平民、妇女和儿童看成是敌人，并残忍地屠杀呢？

首先，巴克特遣队仓促到达越南后，在搜索敌军的几个月中，尚未与敌军交火，就因好几次误踩地雷，损兵折将。这使得整个团队恼羞成怒，而这种羞愧和愤怒的情绪，迅速在官兵中间蔓延、传染。

其次，敌人常常隐藏在村子中，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难以区分。对于早已怒火中烧的巴克特遣队队员来说，他们更难以清醒和理智去加以分辨。

第三，根据美陆军情报部门的消息，美莱村藏匿着敌军，巴克特遣队一心想发泄心中的愤怒和憎恨，于是，他们在头脑中把“希望有敌人”，变成了“真的有敌人”。也就是说，他们将平民当成敌人，或多或少是因为移情作用。

第四，当清楚地看到自己所射杀的人没有反抗，并且都是平民时，他们为什么还不停止？原因在于他们的思维不够完整，出现了“思维的空洞”。在屠杀事件中，下达开火命令的军官认为“我是根据情报部门的指示采取行动”；扣动扳机的士兵认为“我是在执行长官的命令”。每个人都局限在自己狭窄的思维中，一叶障目，这种“思维的空洞”让他们不会去思考事件的全貌，长官不会怀疑情报部门的消息是否准确，士兵也不会怀疑长官的命令是否有错误，每个人都像一台杀人机器中的某个零件，只会机械地运转，对于眼前的残忍却视而不见。

在这里，我们需要介绍一下法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提出的一个心理学概念，叫“群体无意识的行为”。参与屠杀的士兵，在作为单独的个体时，他们是有意识的，也知道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就是这些人，一旦融入群体之后，他们的自我意识就消失了，成为无意识的群体。从此，他们在群体中不再完整，不再独立思考，如同一具具没有灵魂的僵尸，盲目、冲动、易怒、失去理智，心智退化到原始人的水准，而行为更像是一张破碎的纸片，方向全靠风来决定。他们意识不到自己在做什么，也不用为自己行为的结果承担责任。

群体的无意识行为，最重要的一点，是盲目重视集体荣誉感。比如，巴克特遣队因为未见敌人就先损兵折将，他们的集体荣誉感严重受挫，每个人都恼羞成怒，不惜将平民当成敌人。即使后来知道自己进行的是一场屠杀，但为了维护集体病态的荣誉感，所有人都选择了隐瞒。

在群体无意识行为中，成员们宁愿相信集体的幻觉，也不相信客观事实，更不相信真理。他们认为虚幻的东西比现实更辉煌，常常会为了自己还没弄懂的信仰、思想和口号，就毅然飞蛾扑火，不惜一切代价慷慨就义。

而无意识行为的传播，也从来都不是基于推理，主要依靠传染。成员们会通过简单又夸张的言行，刺激出集体幻觉，进而群情激昂。所以，任何能刺激出集体幻觉的人，都能轻易蛊惑群体，让群体膜拜，而任何试图压制集体幻觉的人，都会被群体视为敌人。

不过，尽管无意识的群体不擅长思考和推理，但他们的想象力却十分发达，很容易接受暗示和催眠，相信那些简单的断言。断言越是缺乏证据和推理，越是简单粗暴，对群体越有影响力。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以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领袖罗伯斯庇尔为例。他认为，罗伯斯庇尔的演讲前后矛盾，缺乏逻辑，但是他频繁使用绝对化的承诺，信誓旦旦，且不断重复，让他的演讲颇具煽动性。

无意识永远是缺乏理性的，而被煽动、传染、暗示和催眠的群体，大脑停止了运转，一切活动只服从脊髓神经发出的无意识信号，所以，他们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不擅长思考，却很擅长行动，他们的行动就像被狂风卷起的树叶，漫天飞舞，又毫无目的。罗伯斯庇尔用断头台作为演讲台，煽动出群情激昂的人群，而最后自己也被这群人送上了断头台。

古斯塔夫·勒庞对群体心理的分析是深刻的，但他的结论却是悲观的。对于他的深刻，我十分敬佩，但对于他的悲观，我却不敢苟同。不可否认，有些时候群体确实是无意识的，并拥有强大的力量，会做出令人发指的事情，比如“美莱村屠杀事件”的混乱、血腥和残忍，就是群体无意识造成的恶果。但是，这并不是说，只要融入群体，我们的自我意识就会消失，并成为被无意识控制的乌合之众。组成群体的始终是个体，个体的发展状况决定了群体的状况。在我看来，导致乌合之众的原因，恰恰是个体的人格存在缺陷，也就是说，他们的自我意识发展得还不充分，自我很不稳定。因此，在融入群体前，我们都需要先成为完整独立的个体，才能够避免成为乌合之众中的一员。爱默生说：“在属于别人前，我们必须先属于自己。”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势必会出现问题。比如，很多孩子在家庭中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怀和照顾，他们的心理需求一直不能得到满足，自我意识发展得并不充分，长大之后，他们会转向群体中去寻求接纳和理解，聊以慰藉内心的孤独、寂寞和迷茫。而当这些干瘪、扭曲、不完整的个体融入群体后，很快就会被淹没在群体这团黏糊的热粥中，完全丧失自我意识。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不完整、不独立并缺乏稳定性的，在进入群体前便已如此。

相反，如果自我意识获得了充分的发展，个体融入群体后，就不会成为含混的一团，而是会像种类丰富的沙拉一样，食材各自保持完整的成分和丰富的口感，并一起呈现出最佳效果。我将这种与“乌合之众”完全不同的群体，称为“真诚共同体”。

在真诚共同体中，没有压抑和屈从，没有隐瞒和谎言，每个人都坦白真诚，说真话，说实话，努力让意识控制自己的行为，成为“从来不会无意识地伤害别人感情”的真正绅士。

长期以来，我与妻子莉莉一道致力于“真诚共同体”的建设，我们的工作有力地证明了，乌合之众只是个体没有充分发展的结果，完全可以在真诚的关系中获得治愈。正如英国心理学家唐纳德·温尼科特说的：“有利的关系一旦建立，就不会再发生什么不利的关系了。”

真诚共同体——意识发展的“九度空间”

荣格说：“人在遇到挑战时，要带着他全部的真实性去应战。只有这样，他才称得上完整。”意识的成长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看清真相，二是为让自我变得完整。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看不见真相，认知与客观事实的偏差越大，我们的行为就越疯狂，自我也就越不完整。

事实上，一个完整的人，意识的发展需要穿越“九度空间”。所谓“九度空间”，是指意识的九个维度。

前三个维度，分别是指长度、宽度和深度。

第四个维度，是时间和空间。对时间缺乏意识，或者前后颠倒，是癔症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弗洛伊德说：“关于事件发生时间的记忆是人类记忆中最薄弱的一环，也是最容易被意识所压抑的一环。”与此同时，对于空间的意识也非常重要。人在迷路时之所以感到担心和焦虑，就是因为搞不清楚自己所处的空间。时间和地点，永远是标注我们存在最重要的维度。

意识到时间和空间之后，意识的第五个维度——自我意识便产生了。本质上，我们只有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才能意识到自己的存在。

第六个维度，是时间和空间的消失。在这个维度上，人会进入一种“忘我”状态。忘记自己的经历，忘记拥有的荣誉，忘记一切自命不凡的东西，内心一片纯真，犹如赤子。这时，我们的心是全面开放的，接受力很强，同时也是完全觉知的。

第七个维度，是他人。虽然我们一直生活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但就像本书开头广告中的那个商人一样，人总是会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把他人看成是可以利用的工具，而根本无法意识到，他人作为一个人的存在。我之前一再强调，自恋最主要的特征，是对他人的无意识。每个人都有一定程度的自恋，比如丈夫意识不到妻子与自己的差异，父母意识不到孩子的独特性等。当我们放弃一切以自我为中心，降低自恋的程度，内心彻底敞开之后，便能真正意识到他人的存在。而人一旦进入到了他人这个维度，意识也就可以获得更大的空间。

第八个维度，是团体（组织）。当我们降低自恋的程度，能够意识他人的存在之后，我们的意识其实仍是有所局限的，必须继续拓展，用一种整体性思维去看待事情。缺乏整体性的思维，人往往会认识片面，出现“思维空洞”。

在一次重要的会议中，一位名叫汉克的心理医生当众对我说了不妥当的话，这些话顿时引起了与会人员的骚动，延误了会议的进程。事后，他私下里向我道了歉，我对他说：“汉克，对我来说，你的这些话并不算过分，但你在说这些话时，是不是只考虑到了我们两个人，没有考虑这些话可能给团体带来的影响？”

“是的，我只考虑到了我们两个。”汉克承认道。

“设想一下，如果你从整个团体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你还会这么说吗？”我问他。

“我可能会和你在接待室单谈，但是，肯定不会当众说那些话。”

汉克具有他人意识，他在说话时考虑了他人，这个“他人”就是我——斯科特·派克，但只具备他人意识显然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团体意识（组织意识）。汉克，我，还有其他参加会议的人，构成了一个团体。汉克只考虑了我和他，没有考虑到整个团体，因为他思维中的“空洞”，所以才说出了影响团体氛围的话。所幸的是，汉克稍经提醒，就意识到要从团体的角度整体考虑问题。而从另一个角度说，强调组织意识的同时，我们也要提防沦为乌合之众。

第九个维度，是真诚共同体。在这个维度上，我们的意识获得了“开悟”，不再自我设限，自以为是，或试图改变他人。我们的意识在自我、他人、组织和更大的系统中自由驰骋，内心更为广阔，也更具弹性。我们消除了与外界的一切隔阂，与万事万物建立起“我与你”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我们努力让自己变得真实，也允许他人成为真实的自己。这时，我们不仅能看到真实的“我”，真实的“你”，也能看见一个真实的世界。在这个真实的世界中，我们将自己的全部本质呈现出来，我们的能量与天地的能量融为一体，不断流动，无比真切，又无限生动。

需要注意的是，建立真诚共同体，并不意味着自我意识就要消失，由此变得无知无觉，屈服于群体和权威。在真诚共同体中，我们以自己为起点来领悟真理，既能意识到自我的存在，也意识到自我是宇宙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对此，法国作家辛涅科尔有过恰如其分的解释：“对于宇宙而言，我微不足道；可是，对我自己，我就是一切。”

建立真诚共同体的四个阶段

通过多年的实践，我们可以将真诚共同体的建立分为四步，这也是四个心理阶段：虚伪团体，混沌阶段，空灵阶段和真诚共同体。

虚伪团体

对大部分团体或组织来说，最常见的是第一个阶段“虚伪团体”。这是一个充满伪装的时期。这时，群体中的成员只显露出一些表面上的差异，彼此不会引起冲突。为了维持这种虚假的团结，人们会遵守一系列潜在的规则，也就是“礼节”。每个人都以礼相待，尽力不说让别人不悦的话，避免矛盾和冲突。即使某人的话冒犯或伤害到你，你也要假装毫不在意。谈话中一旦出现了分歧或不快，就应该立刻转变话题。

我相信，很多活动主办者都深谙这套规则，这些规则确实有助于成功举办一次气氛融洽的派对，但它的意义也仅限于此。在虚伪的团体中，一切交流和沟通都是泛泛而谈，只是一种礼貌的、不真实的，无聊和乏味的谈话，人们满嘴都是假话、空话、大话和套话。

混沌阶段

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体深层次的差异和分歧逐渐在团体中浮现。到了这个时候，团体就进入了一个混乱的阶段，通常表现为相互攻击、指责和彼此破坏。在“虚伪团体”阶段，人们的主要任务是掩饰个体的差异和分歧，而一旦进入“混沌阶段”，则是彼此都想以自己为标准，进而消除对方的差异，由此解决分歧。具体方法有：人们会试着去改变对方、治疗对方、报复对方，或者对组织规范进行激烈地争论。在这个阶段里，团体成员往往表现得暴躁、易怒、轻率和喋喋不休，不同的噪音一浪高过一浪。

空灵阶段

在经历了混沌阶段的争论和交锋后，如果这个群体既没有自我毁灭，也没退化回虚伪团体，那么此时，它就开始进入了空灵阶段。这是个异常艰难的阶段。成员必须努力“倒空”自己，清除自己与团体之间的隔阂。

为了维护团体的完整性，我们必须放弃很多东西，比如曾经的偏见、草率的判断、固执的期望；还要放弃掌控他人的欲望、改变他人的想法以及对于脸面的过分看重；此外，还必须放弃一些个人的隐私，直面内心隐藏的伤痛、仇恨和恐惧。

只有将内心的这些东西统统“倒空”之后，这个人才能完整地“呈现”在团体之中，而他也才能在团体中看见真实的自己。不过，这是一个充满痛苦的过程，往往需要长期的挣扎，才能磨破自恋的外壳，袒露出真实的自己。同时，这也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需要我们有直面内心的勇气，还要有聆听彼此心声的耐心。如果我们不能忍受这些痛苦，或者缺乏勇气，就会退缩回“混沌”阶段，甚至一路倒退至“虚伪团体”阶段。

将自己“倒空”，并不是让内心空无一物，而是要腾出空间，容纳新的观念和认知，以及其他出乎意料的好东西。如果我们预先有了固定的想法，即使新鲜事物近在眼前，我们也会视而不见，更别提触及心灵了。

在上小学四年级时，我的一段经历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一天上课时，老师让我们听写课文《国王与蜘蛛》，当时我是从小学二年级跳级到四年级的，不知道“听写”是什么意思。只听见老师一字一句，念得很慢，很快，我就陶醉在了故事的情节里——

布鲁斯是苏格兰一个部落的领袖，为了统一各个部落，他前后征战六次，每次都惨败而归。在最后一次战斗中，所有士兵都弃他而逃，他独自逃进深山里的一间小茅屋躲避。在萧瑟的寒风中，布鲁斯绝望地蜷曲在自己的披风里。就在这时，一只蜘蛛引起了他的注意。这只蜘蛛想从窗台跳到小桌子上，但是没有成功，掉到了地上。布鲁斯看着那只蜘蛛急急忙忙从地面爬上墙，再从墙上爬上窗台，然后又一次跳向小桌子，依然没有成功。但蜘蛛并没有放弃，终于在第七次成功地跳到了小桌子上。休息了大约一分钟后，蜘蛛又从小桌子跳回窗户，就这样不断来回奔波。布鲁斯发现，原来它是在织网。

看到此情此景，布鲁斯不由得想：蜘蛛都能够百折不挠，为什么自己不能呢？他不应该放弃。想到这里，他精神大振，回去之后，他联络盟军继续战斗，终于获得了胜利，成为苏格兰王国的第一任国王。

老师念完了，故事也结束了。但我看见同学们仍然在焦急地涂写。我很好奇，于是探过头去看旁边同学的试卷，想知道大家都在写什么。同学发现了我的举动，立即举手大声说道：“老师，这个新来的同学偷看我的试卷，他在作弊。”老师走到我的面前，抓起我的卷子，疑惑地问：“怎么搞的？你怎么一个字也没写，全是空白。”

老师生气地看着我，我胆战心惊地回答：“老师，我在认真听。”

“你都听到了什么？”老师严厉地问。

于是，我从头到尾，把整个故事背诵了一遍，一字不差。老师和同学们都啧啧称奇。

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倒空”所能起到的作用。在《国王与蜘蛛》的故事中，布鲁斯六次遭遇失败，万念俱灰，他被彻底“倒空”了。正是因为他内心空空如也，所以那只蜘蛛才会进入他的“意识”，激发了他的灵感，从而改写了历史。同样，我在听老师念这个故事的时候，心中没有“听写”这个概念，心完全是“倒空”的，所以才能一字不差，将整个故事记在心里。

尼采说：“许多伟大的思想，就其表面来看，似乎与风箱没有什么两样，但当其鼓胀作响时，内里却空空如也。”

他还说：“智慧基本上就是天真。知识是自我，智慧则是自我的消失。知识使你充满信息。智慧使你成为绝对空虚的，但那个空虚是一种新的充满。”

“倒空”倒掉的是心中的杂念，唯有如此，我们的意识才能获得拓展，也才能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起真诚的关系。

真诚共同体

在这个阶段，团体成员终于打破心理隔阂，倾吐各自的心声。比如孩子如何令他们失望，父母如何排斥和否定他们，以及亲人、婚姻、经济状况等各方面所带来的痛苦。当然，他们也会谈论心中的积怨和不满，以及自己的成就和喜悦。总之，在这个阶段，大家说出的都是真心话，而不是套话和谎言，有时甚至还会当众痛哭。在真诚共同体中，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在刚才的十几分钟内，我对你的了解，比过去十几年还要多。”然后，在眼泪和欢笑的交织中，彼此心意相通，深刻共鸣，并形成真诚的共识。

通常，群体向真诚共同体的转变，是一个非常突然并充满戏剧化的过程，其中的变化显而易见。真诚共同体一旦建立，人群中会弥漫着祥和的气息，大家越是静静聆听，就越是能听到更多有价值的话语。

我所说的“真诚共同体”，成员必须进行真诚的沟通，也就是真心实意的心灵交流，而不只是用语言交谈。现在，在很多商业和社会组织中，群体交流的质量都非常低下。对于大部分成员来说，他们之间的交流都只是礼貌下的浮光掠影。换句话说，他们只是在假装交流。但对于真诚共同体来说，由于成员们克服了自恋，接受并欣赏着彼此的不同，长期以来隐藏的真实想法甚至是怨恨都浮出水面，并且得到了解决，所以，他们的交流是真实的，诚恳的，深入的。

在真诚共同体中，对抗被握手言和取代，锐利的目光变得温和，刀剑也化身为羽毛，人们之间有了一种默契和承诺，彼此心有灵犀。

如何区分乌合之众与真诚共同体

真诚共同体与乌合之众，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第一点不同在于，真诚共同体所建立的是“我与你”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不仅每个人是平等的，彼此尊重，而且个体与团体之间也是平等的，不会为了团体的利益牺牲个体的利益。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有一段精彩的对话：

哥哥问弟弟：杀死一个小女孩，可以让整个世界得救，那么，可以这样做吗？

弟弟犹豫了一会儿，小声但坚定地回答说：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呢？因为如果不尊重每个活生生的个体的生命，团体的生命也会危机重重，因此，那些试图将某个地方强行变成天堂的行为，恰恰会使这个地方成为人间地狱。乌合之众所做的事就是如此。乌合之众建立起的是一种“我与它”的关系，人们会利用集体幻觉，让个体出现盲目的服从、极端的偏执和狂热的崇拜，这样，个体就会对团体的要求完全顺从，自愿放弃自我意识。

第二点不同在于，“真诚”是真诚共同体的核心，它要求成员开诚布公地表达内心的想法、情感、伤痛和愤怒，充分敞开心怀。这其中没有伪装和欺骗，没有空话和客套，即使并不完美，甚至有着种种缺点，但个体却能呈现出真实的自己。与之相反，乌合之众把真实的自己隐藏在面具之下，要么人云亦云，活得如同行尸走肉，要么假话连篇，自欺欺人，美化自己的恶意。在这样的群体中，人类作为理性动物的完美形象轰然倒地，不复存在。

第三点不同在于，真诚共同体是意识的提升，而乌合之众则是缺乏意识的表现。在真诚共同体中，人们能意识到自己既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但同时，也是这个团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仅如此，还能意识到这个团体是一个更大系统中的一部分，从而变得谦虚、真诚、实事求是。而在乌合之众中的人，自我意识完全消失，人们如同罐头里的沙丁鱼挤在一起，没有个性，没有独立的人格，同时也缺乏稳定性，很容易被人煽动利用，常常在某种狂热情绪的鼓噪下，演变成暴民，做出抢劫商店、焚烧汽车和房屋等令人战栗的恶行。

第四点不同于在，乌合之众排斥异己，不允许出现不同的声音，因此，个人的思想、才能和智慧在群体中都被葬送殆尽。所以，群体做出的决策，往往是幼稚叠加幼稚，愚蠢叠加愚蠢。即使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一旦进入这样的群体，也会变得弱智，或者被人蛊惑利用，成为强权和暴力的帮凶。而真诚共同体则认为：“我是人，所以我不把任何人视为陌生人。”他们能够接纳彼此的不同，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倾听不一样的心声。在真诚共同体中，团体的智慧总是大于个人。

第五点不同在于，乌合之众盲目崇拜权威，盲从多数人的决定，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将自己置身于智慧与道德无法照耀的黑暗深渊。而真诚共同体则能让人看见“内心之光”，让良知照亮生命。

第六点不同在于，乌合之众的力量是恐怖的，他们总是使用暴力伤害他人，甚至会灭绝人性。而真诚共同体则是一个安全的、有温度的团体，具有强大的治愈力。

总之，乌合之众是无意识的黑暗，而真诚共同体则是意识发展和进步所带来的光辉。

宁要真诚的争论，不要虚假的共识

我们之前在谈论婚姻时，曾经说过：在任何一段婚姻中，矛盾与冲突都在所难免。而导致婚姻问题的最普遍原因，就是配偶双方在产生矛盾时，非但不能开诚布公地寻求解决之道，反而去逃避沟通，或把问题归咎于对方。

这种情况不只存在于婚姻中，任何健康的组织也都会出现矛盾，甚至可以说，矛盾成了一种健康的常态。而在一个组织中，一旦管理者试图回避现实中面临的困境，这个组织就会开始朝着病态的方向发展。事实上，这也正是组织呈现病态的最大原因。管理者们仿佛忘记了，他们的本职工作就是直面来势汹汹的各种矛盾。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点，不仅他们自己的职业生涯注定面临失败，甚至整个组织也可能因此走向毁灭。

有冲突是正常的，关键在于如何解决冲突。

在人类的蒙昧时期，人们面对冲突的解决方式是野蛮粗暴的，群体之间常会彼此掠夺，国与国之间也是战争频发，而个人之间，则会采用强奸和谋杀的方式占有资源。这就是所谓的“暴民心理”。千百年来，人们在不停地寻求无须流血就能解决冲突的方式。终于，我们找到了一种相对文明的方式：谈判和诉讼。在针对同一纠纷的处理过程中，这两种方式往往同时登场。比如：抗辩双方既是诉讼的核心，但在庭审过程中，双方及其代理律师也可能会进行谈判，并达成某种协议。而在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就需要动用陪审团，通过投票的方式决定庭审的结果。与此相似的，还有工会成员通过民主投票，来决定是否接受代表们谈判所达成的结果。又比如，参议院会通过投票的方式来决定参选人，但是在那之前，他们必须先举办听证会——这就与庭审过程极其相似。

几个世纪以来，这套不用流血就能解决冲突的方式，在经过岁月的打磨后，已经成了一种深入人心的，甚至是高贵的正式手段，有效地帮助人们解决冲突，并达成共识。但是，如果这套方式的执行者缺乏公平公正，甚至弄虚作假，那么这套方法不仅形同虚设，还会激化冲突双方的对抗程度，让人们退化回暴民的心理状态，导致更严重的流血事件。

当文明解决冲突的方式被人滥用，变得虚假的时候，暴民心理就会成为挥之不去的幽灵，隐藏在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一旦受到突发事件的刺激，具有暴民心理的人们，就会迅速成为面目可怖的乌合之众，通过攻击和破坏，发泄心中的不满、绝望、愤怒。

乌合之众缺乏内省和真诚，是一个虚伪的群体，其发展程度只等同于真诚共同体的第一个阶段——虚伪团体。这些人之所以能聚集在一起，是因为他们都善于伪装，极力掩饰自己与别人不同的感受、观点和主张，不会将真心和真情呈现在群体中。在此基础上，他们做出的每一个看似一致的决定，都是一种“伪共识”，貌似团结和谐，其实，所有冲突和不同的声音都被压制住了。他们与别人建立的，也是敌对的“我们与他们”的关系。反之，在真诚共同体中，大家则会直面组织内部的“阴影”，并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解决问题，达成共识。

共识，是一种只能由群体做出的决定，尽管某些成员可能认为还有更好的办法，但他们仍然可以接受并支持它，并承诺不对其进行破坏。共识达成的前提，必须是所有成员都有机会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在这个过程中，每位成员都拥有平等的权利，也承担相应的责任。我们必须尽量避免某些成员出于自己的私念，或依靠固执己见，或利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对其他成员产生诱导。只有杜绝了这一点，才能确保每名成员都能对该过程真正赞同。

真正的共识，并不等同于所有人完全一致，共识恰恰需要有不一样的声音存在。如果，在一个群体中，真正起到决定作用的只是某一个或某几个人，或是在决定的过程中，相关议题并未被充分展示，大部分人员的意见也没有被倾听，成员们甚至感到自己的疑问和异议没能得到自由表达，那么，这个群体的所有成员即使做出了某个完全一致的决定，这也只是一种狡黠的伪装，是伪共识。在现实中，伪共识现象非常让人反感，却又普遍存在。或许正因如此，“橡皮图章”才会在那么多组织中大行其道，这是伪共识的重要标志。

“橡皮图章”，是指一个人或一个组织看似被赋予了很大的权力，但实际上，他们只能行使极其有限的权力，渐渐沦为傀儡。我曾与几位专制化严重的大型组织中的领袖进行过交流，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居然都觉得自己行使权力的基础就是“共识”。可事实上，他们甚至连什么是“共识”都不明白，别人之所以附和他们，仅仅是因为对他们手中的权势心怀恐惧。

在此，我要不厌其烦地再强调一遍：我们所谈论的，是真正的共识，因此必然存在矛盾和冲突。正如真诚从来都伴随着痛苦，生活必然与矛盾共存，健康也必然难逃伤害一样，我们之所以把真诚共同体的概念引入心理治疗和团体建设，并不是为了能使一切变得更加简单。相反，这意味着我们还有更多工作要去做。但唯有让痛苦与真诚并存，健康与不安并立，我们的组织才能变得更加健康与真实。

在建立真诚关系时，个体需要放弃伪装，让一切变得透明。但总会有人既不愿意放弃伪装，也不愿承认自己伪装，他们会害怕“内心之光”的照耀，极力躲避，遁入充满虚假的黑暗之中。当这种逃避累积到一定程度后，他们就到达了一个危险的临界点，甚至会将整个团体拖向虚伪团体的境地。

尊重不能容忍的事物，是一个民族的美德

在建立真诚共同体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应该是真实的，他们不会躲藏在问题和谎言的背后，而是开诚布公地交谈，包括自己的家庭、孤独、焦虑、挫折、噩梦、失眠，甚至性生活等。经历了这样的环节，他们便拥有了对于真诚的经验，于是，便形成了这样的结果：彼此关心，相互体谅，坦诚相待。

互动需要基于对彼此的了解，当人们真正去了解和关心对方时，也就比较容易实现合作，彼此支持。但现实中，我们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了解一个人，却并不喜欢他；我们能理解一个人的行为，却不想像他一样为人处事。事实上，当我们了解的人越多，喜欢的人就越少。而在真诚关系中，即使你不喜欢一个人，也会体谅他、理解他、尊重他，莉莉就曾经引用孔子的话，很好地说明过这个道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真正的绅士遇到持不同意见的人，尽管明知不同，却会包容、接纳和尊重对方，与之和谐相处，这就是“和而不同”。而缺乏绅士风度的人，表面上会很赞同别人，随声附和，拍手称道，但实际上却心中腹诽、相互倾轧、贬低、排挤，这就是“同而不和”。这些人处在虚伪的关系中，假装大家彼此都很喜欢，构成了一个“虚伪团体”。这类团体从不公开争论关于组织的敏感话题，而是极力压制问题，否认所有的矛盾和冲突，而团体成员的内心，却始终笼罩着一层阴影，构成阴影的是欺骗、仇恨、嫉妒、怀疑、抱怨和愤怒。

既然是伪装，必然无法长久，一旦伪装无法继续时，团体就会“沦陷”于混沌。我之所以将“沦陷”这个词打上引号，是因为混沌的状态虽然像是一种退化，但在这里，它却是通往真诚的必经之路。所以，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我们都需要提前做好准备，鼓励并迎接混沌状态的来临。当然，混沌状态势必伴随着危机。许多人认为，心理健康的生活就是没有危机的生活，这真是大错特错，完全脱离现实。其实，心理健康的特征，是能够及时察觉危机，并能迅速有效地处理危机。而培养出察觉和应对危机的能力，则是我们的目标。大约有95%的人，会被同一种心理问题所困扰——他们对人生的变化反应十分迟钝，不能警觉危机的来临，等到发现时往往为时已晚，事情已经无法补救。

混沌，意味着争吵、辩论、混乱和冲突，这些词仅仅是放在这里，就会让很多人望而却步。于是，人们宁愿生活在充满谎言的虚伪的团体中，也不愿触碰混沌会带给自己的烦恼和痛苦，不愿经历分崩离析的必经阶段。他们并不是要抵触真实，只是想逃避痛苦。然而，一个不敢经历混乱的人，也是不配享受真实的。因为在混沌状态看似混乱的表象下，是一条通往彼此融合、接纳、达成共识的路径，这条路最真实也最可靠，很可能，也是走向真实的唯一一条道路。由此我们得知：

共识，必须在充分的争论之后才能达成。

尊重，必须在深入了解对方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没有经过充分争论而达成的一致，都是虚假的一致。任何没有经历冲突而建立起来的关系，都是肤浅易碎的。而一切没有经过听证而做出的裁决，都是草率而危险的。

稍微懂得“耗散结构”理论的人都会知道，科学家们分外重视物质的混沌状态。最早提出这一理论的，是比利时学者伊利亚·普里高津，他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根据这一理论，在一定外界条件下，由于系统内部非线性的相互作用，便可以经过突变，而形成新的有序结构，即耗散结构。而混沌状态，则是粒子从低能量层级向高能量层级跃迁时，必然要经历的状态。耗散结构理论不仅适用于科学，同样可以运用于组织结构中。当组织向一种更有序的状态进化时，也必然要经历一个分裂的过程。

汤姆·皮特写过一本书，名字叫《在混沌中成长》，对组织的健康与成长进行了详细论述。他说，混沌也许并不是一种完美状态，但却比虚伪状态更进一步，任何团体和组织都不可能跳过混沌状态，直接达成共识。

置身混沌的状态中，无疑会让人焦虑不安，甚至异常痛苦，但我们不能因此退回虚伪之中，戴上沉重的面具，假装一致。生活中，最可怕的不是刺耳的真话，而是镇定自若的谎言。进入混沌，是一个人最平凡但也是最勇敢、最真诚的决定。混乱具有危险性，却可以给我们带来彻底的改变，我们越是接纳混沌，也就越能远离虚伪，逐步进入空灵。

个人与组织一样，都需要经历混沌，才能成长。青春期可谓是一个人最混乱的时候了，但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成长阶段。混乱意味着变化，因此，我们不仅要在知识上了解，更要在心理上接受这个事实：所有个人和组织，都是在持续的变化中强大起来的，最能够适应变化的个人和组织，也是最健康和最具有生命力的。反之亦然，一个安于现状、固执己见的个人和组织，也一定是落后、病态和腐败的。

在我看来，我们这片广袤大陆上正在流行一种疾病，那是一种深入骨髓的虚伪之病。在浮华的外表下，暗藏着千疮百孔，最可怕的是很多人并不愿意承认这种腐朽，宁肯继续在虚伪中度过一生。

虚伪必将导致虚弱，而真诚则会带来强大，并让生命充满奔放的自由，和灵动的创造。

6年前，在《不一样的鼓声》中，我说：“建立真诚共同体，并生活在其中，是我们获得拯救的途径。”

6年后，通过越来越多的实践，我对此更加深信不疑。

真诚源于人类的良知，而听从良知召唤则需要勇气，这其中包括你的勇气、我的勇气、我们所有人的勇气。在建立真诚共同体的过程中，总需要有人率先鼓起勇气，卸下不动声色的假面具，真挚而勇敢地向众人剖开自己的内心，坦然承认自己的脆弱、伪装、焦虑和恐惧，以及在痛苦中的挣扎。当一个人开启了这样的先河，其他人也会受到鼓舞，渐渐地，真诚的队伍不断壮大，他们越过山川，蹚过河流，席卷我们的大地。一旦这样的态势形成，组织也将纷纷剥除虚伪的外衣，一个崭新的时代就会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