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从宗教中得到的裨益
第三部分 寻找自己的归宿
在使用“宗教”一词时,我总是非常谨慎。比如,我经常谈论的是精神方面的事情而不是宗教事务,是“更高的力量”而不是上帝。我之所以这么谨慎,是因为这些词语包含有消极的内涵,宗教的罪状之一就是它总是讹用某些非常神圣的词语,当人们看到这些词语时,就会把它们与宗教的伪善联系在一起,而不再关注它们的真正意义。
我们许多人都受到过宗教的伤害。我曾谈论过关于宽恕你的父母的必要性,宽恕他们在你童年时对你犯下的过错,现在我也想说,宽恕宗教给你的童年造成的伤害也同样非常重要。宽恕不意味着让你回到过去。我并不是要你回到童年的教堂,就像我不是要你跟父母一起回到童年的家里一样。但是,要想让你自己的心灵得到成长,就必须学会宽恕。没有这样的宽恕,你就无法把宗教的真诚教导与它的伪善区分开来。
有一本书叫《完整:被所有宗教分享的原则》,它的封面引文是这样说的:“世界上每一个宗教有相似的爱的思想,通过精神实践,使得它们的追随者的心智得以成熟。”
在这本书里,你会发现世界上每一种重要宗教的创始人全都在教导人们:爱你的邻居。无论你选择把你的心灵安放到什么地方,你都不得不接受这些基本的事实,因为在你自己的心智旅程中,你需要这些基本的真理作为指路牌。但我无法告诉你应该是哪一种宗教,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特的。
甘地说过:“宗教是在不同的道路上聚集着同样的观点。所以,我们选择不同的道路又有何妨,只要我们能到达相同的目的地。”的确,我们都在沿着障碍重重、布满荆棘的沙漠之路奋勇向前,去追寻我们的“上帝”。
通往信仰之路
我是通过佛教禅宗走近上帝的,但那只是道路的第一个延伸。在接触佛教禅宗20年以后,我为自己选择的道路是信仰基督教。但是我怀疑,如果没有佛教禅宗,我是否还会选择基督教。接受基督教,意味着一个人必须准备好接受悖论,而佛教禅宗就是悖论的一个理想训练学校。没有那一段的训练,我绝不可能接受那些令人生厌的基督教教义的悖论。
在《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出版之后不久,我成了一名基督徒。那本书中的第一句话引用的就是伟大的佛教真理:“人生苦难重重。”尽管在潜意识中,我非常认可佛教的许多东西,但这本书还是充满了基督教的理念。一位重要人士对我说过:“斯科特,你为了把基督教传递给更多的人,在《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这本书里,你很巧妙地掩饰了你的基督教思想。”而我诚实地回答:“嗯,我没有掩饰,我不是一个基督徒。”
《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可以看作是我在自己心智旅程的特定阶段所认识到的一些东西。从那时以来,我又在心智成熟的道路上向前走了很远,或者我可能走上了一条捷径。自从这本书出版以来,我所做的大量工作就是践行书中所阐述的理念。
30岁左右,在读了C.S.刘易斯《恶魔的信》之后,我的人生观发生了重大转变。这是一本小说,里面实际上都是老恶魔写给他侄儿沃莫伍德的一封封信。沃莫伍德的任务是暗中破坏一个年轻人的精神生活。然而,由于他们的一次次失误,那年轻人已成为一名基督徒。于是,恶魔责令沃莫伍德去确认,年轻人是不是“把他的时间视为他的时间”了。一开始,我觉得这句话简直就是胡说。我反复读了三遍,怀疑肯定是排版上出了错。一个人除了能考虑自己的时间,怎么还能够考虑“他的时间”?后来,我开始明白了,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我的时间属于一个比我自己更高的力量。再往下想,一个更不可思议的念头出现在脑海中:我的时间是属于上帝的!而且直到今天,我都还在努力把更多的时间交给上帝。服从虽然有程度上的不同,但却是可以教授的,就像C.S.刘易斯教给我的那样。12年后,我完全皈依了基督,受洗为一名基督教徒。
基督教吸引我的另一个原因,是我相信基督教教义对原罪的理解是正确的。它认为所有人都是有罪的,我们不可能无罪。关于“罪”,可能有许多不同的定义,但是最常见的莫过于错失目标,或未能击中要害。要求每次都击中要害是不可能的,有时难免会有一点粗心大意。无论我们多么优秀,有时也难免会表现出一点厌倦或自负。我们不可能每次击中要害,我们不能做到十全十美。
对于这样一种失误,基督教是允许的。实际上在真正的基督教教堂里,成为会员的前提之一就是,你是一个罪人。如果你不认为自己是有罪的,你就不能成为会员。但基督教同时也认为,如果你带着悔过之心承认并忏悔自己的罪过,罪过就被洗清了。“悔过”一词在这里非常重要,需要你从内心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承受其所带来的痛苦。如果你真的做到“悔过”,以往的过错就会被洗净,甚至仿佛从来不曾存在一样。
为了说明这一概念,我讲一个小故事。在菲律宾有一个小姑娘,有一天,她到处对人说,她和耶稣说话了。村子里的人们对此都很兴奋。这事传到邻村,那儿的人也开始兴奋起来。最后,传到马尼拉大主教的宫殿里,主教有点儿担心,毕竟,那些未经认可的圣徒是不能在天主教堂里随便游荡的。于是,他指派手下的人去调查此事。小姑娘被带到主教的宫殿里,进行了一系列的诊断测试。在第三个测试结束时,主教绝望地说:“我真的不知道,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不知道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现在,我要对你进行一个决定性的测试。下一次你和耶稣交谈时,我希望你问问他,我在最后一次忏悔时说了些什么。你能做到吗?”小姑娘说可以。主教放她走了。到下一周测试时,主教毫不掩饰,焦急地问道:“那么,我亲爱的,过去的一周里,你和耶稣又交谈了吗?”
她说:“是的,神父,我和他交谈了。”
“那么你在和耶稣交谈时,有没有记得问他,我在上次忏悔时说了些什么?”
“是的,神父,我问了。”
“是吗?那耶稣说了什么?”
小姑娘回答: “耶稣说,‘我忘了’。”
对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做出两种解释:一种是,小姑娘是一个聪明的精神病患者;但是更可能的一种是,她真的和耶稣交谈过,因为她所说的都是一些纯粹的、优秀的基督教教义。一旦我们对自己的罪过进行忏悔和悔过,它们就被忘记了。而只有自我感觉不好的人,才会真正去忏悔。
耶稣的真实性
当人们问我是否“再生”过时,我说:“或许吧,如果真的再生,这将是一次非常漫长、艰难而困难的分娩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各种里程碑式的事件,但最重要的是在我40岁时,也就是在我写完《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第一稿之后,我第一次读了《圣经·新约》中的《福音书》。因为书中有几处引述了耶稣的话,所以我就认真地查阅了这本书。
对我来说,在这个时候去查阅《福音书》,是再合适不过了。
如果在十几年前,你若问我“耶稣是否是真实的”,我会说,确实有足够证据证明历史上有耶稣其人,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只不过因为多说了一些话而被处死了;然后,因为某些原因,人们开始围绕他建立起一种宗教。这就是我的回答,我承认了他的真实性。实际上,《圣经·新约》中的《福音书》的作者不是耶稣同时代人,他们在耶稣死后30年或更晚一些才开始撰写的。他们记录下的,都是一些二手、三手甚至四手的记述。所以我认为,他们这样做不过是为了“公关”或装饰自我。
但是,当我最后开始读《福音书》时,我已有了十几年的心理医生经验,早已掌握了一些关于教导和医治的东西。正是在这些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之上,我开始读《圣经·新约》中的《福音书》,并被里面那个人的超常真实性惊呆了!我发现每一页都有关于他的挫败感的描述:“你让我对你说什么?你要让我说多少次?我不知道如何才能够让你明白?”他会经常感到悲哀或沮丧;他会经常焦虑和担心;他也会有偏见,尽管他最终能够克服这些偏见,通过爱来超越它们;他还非常非常的孤独,当然他也是一个经常需要孤独的人。我最终发现,他是那么令人难以置信地真实,没有人能够杜撰出这么一个人来。
于是,我开始想,如果《福音书》的作者真像我认为的那样,是为了“公关”或装饰自我的需要,那么他们就应该创造出一个今天的基督徒仍在努力想创造的耶稣,至少应该具有他3/4的特性。他的脸上应该永远展现出甜蜜的微笑,轻拍着小孩子的头,镇定而自信地行走在大地上,内心成熟,思想平和。但实际上,《福音书》中的耶稣并没有很多“平和”的思想。
我开始相信,《福音书》的作者都是准确的记录者,他们历经千辛万苦,尽可能精确地记录那些事件,那个人在生活里说过的话。尽管他们对那些话似懂非懂,但是他们相信,这个人已经达到天地合一的境界。正是从那时起,我开始爱上了耶稣。
耶稣的天才
我和妻子莉莉一直是缅因州海边一个小乡村俱乐部的成员,每年夏天,我们都要去那儿住几天。《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出版时,我们恰好在那儿度假。我陶醉其中,并费尽心机让俱乐部的人知道我出版了一本书,知道我不仅是一名心理医生而且是一名作家。很快,我为自己的这一自恋表现感到后悔了。因为第二天晚上的鸡尾酒会上,俱乐部的另一位客人——一位非常有名的诉讼律师走到我面前说:“我听说你刚写了一本书,是关于什么的?”
我回答说:“嗯,是一本心理学和宗教相结合的书。”
“好,好的,但是它说了什么?”他问道,表现出职业性的咄咄逼人。
“讲了很多的事情,不过我想,你并不打算在这儿坐上一个钟头,听我告诉你它所讲的所有事情。”我回答说,但有些底气不足。
他说:“你说得对,我不会。我想让你用一两句简洁的话告诉我它说了什么。”
我回答:“嗯,如果我能够那么做,我就不用写这本书了。”
“胡说,”他坚持着,“我们律师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任何值得说的事情都可以用一两句简短的话来说清楚。”
我所能做的就是搪塞了:“不过,我想你真的会觉得不值一听呢。”然后就尴尬地溜走了。
耶稣的天才之处就在于,当面临同样的局面时,他能极其优雅地把握好自己。试想一下,人群中一名著名律师向他走来,耶稣同样也会因此而感到欣喜。那人对他说:“好了,耶稣,告诉我,你在书里想要说的是什么?我可不想听你长篇累牍地向我布道。你只需用简短的一两句话告诉我,你想传达的信息是什么?你试图说什么?”耶稣微笑地说:“全心全意爱上帝。像爱自己一样爱你的邻居。”
这其实就是基督教徒们的惯常用语。不幸的是,大多数人并不理解这句话背后的含义。用你全部的心、所有的灵魂、所有的能力爱上帝,是让你听命于上帝,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即使在我成为基督徒后许多年,我发现自己仍然没有完成这一过程。
《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付梓出版以后,我决定给自己放个假。然而,我不想跟家人一起做什么事,也不想自己单独旅行或坐在海边的某个地方发呆。我突然冒出了一个疯狂的念头:隐居!这将会是某种完全不同的经历!于是,我到一个修道院去待了两周。
期间,我为自己安排了一系列要做的事。一是戒烟。我成功做到了,不过只有那一次。但我最大的计划是,如果由于某种巧缘机遇,这本书让我出了名,我该做什么?这是我要认真考虑的。如果真是那样,我是中止隐居,出去做巡回演讲,还是继续退隐山林像J.D.塞林格那样,并立刻申请一个不入册的电话号码?我不知道我想走哪条路。所以,我的首要事项就是,祈望在宁静的生活和神圣气氛中得到启示,指导我应对这两难局面。
我想,我应该更多关注自己的梦境,因为我相信梦境能够起到某种启示功能。所以,我开始写下自己的梦,但它们大多都是一些非常简单的桥或门的影像,它们没有告诉我任何我不知道的东西——那就是,我正处在生活的转折点。
不过,我还是做了一个非常复杂的梦。在梦里,我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里的旁观者。这个家庭里有一个17岁的男孩,他是那种每个做父母的都想拥有的孩子。他是一名高中高年级班的班长,在毕业典礼上,他将作为学生代表上台致辞;他相貌英俊,是校高中橄榄球队队长;业余时间,他在校外努力打工;而且,他还有一个美丽端庄的女朋友。另外,这名男孩还考下了驾照,就他的年龄而言,堪称一名熟练而负责任的司机。但是,他父亲不让他驾车,而是坚持要由他开车送男孩到所有他要去的地方——球队的练习、工作、约会、班级舞会,等等。更过分的是,父亲坚持让男孩把他在课后辛苦挣来的钱每周付他5美元,作为开车送他的报酬。而这一切,男孩完全有能力自己做。梦醒后,我对这个父亲的形象感到异常讨厌和愤怒。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做这么一个梦,似乎一点意义都没有。但是,就在我把它写下来三天以后,当我重读自己写下的梦境时,我注意到我把“父亲”的首字母大写了。所以我对自己说:“你是不是在假定,梦中的父亲就是上帝?如果是那样的话,你为什么不假定你就是那17岁的男孩?”我最终意识到我得到了天启。上帝正在对我说:“嘿,斯科特,你刚刚付过钱,让我来开车吧。”
我总是认为,上帝是最大的好人。但在我的梦里,我却把他看成是一个专制的、难以控制的恶棍,或至少我对他感到愤怒、仇恨。很明显,这不是我祈望得到的天启,不是我想要得到的东西。我想得到来自上帝的一点劝告,并且是我能自主地决定是接受还是拒绝。我不想听到上帝说:“从此以后,都让我来开车吧。”
16年以后,我仍在努力去实践这一天启。我放弃了自己,通过学会顺从把自己献给了上帝,并且由衷地欢迎上帝坐到我仍停留在青春期阶段生活的司机座位上。
“死亡”洗礼
在两周隐居生活中发生的另一件事,是我开始考虑是否要成为一个基督徒。这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想法。我觉得,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经历几个层次的“死亡”洗礼。其中之一就是,我已经习惯自己坐在司机座位上,至少在属于我自己的时间里是这样的。如果我成为基督徒,我的时间将不再属于我自己,而是属于上帝。我对自己时间的所有权将因此宣告“死亡”,而这感觉就像是我自己死去一样。
没有人喜欢去死,所以我尽可能地拖拖拉拉。我利用每一个看似合理的理由逃避施洗。最好的理由就是,我尚未决定皈依哪一种教派。做出这样一个复杂的、需要高级智力水平才能完成的决定,至少需要30年的研究,所以我不必为此瞎操心了。但是,我遭到了反驳,即我不是一定要选择某一教派,实际上,施洗不是一个教派的庆典。所以,当我最终在1980年3月9号接受施洗时,是在纽约主教派教会修道院一个小教堂里,在一个精心设计却与宗教派别无关的聚会上,给我施洗的是北卡罗来纳州卫理公会的一个牧师。从那以后,我一直都在小心谨慎地守护着自己与宗教派别无关这样一种身份。表面上说,这对事业有好处。但是更真实的原因是,在内心深处,我不信任任何教派。我真的认为,生活中应该有不同的崇拜选择,以适应不同的人,但是教派都拒绝与其他人共享,这让我反感。我所关心的是,我希望自己能自由地步入所有教派的大门,因为我属于那儿。
教堂之罪过
就认识层面而言,我成为基督教徒是因为我逐渐地开始相信,基督教教义更接近上帝的思想。这不意味着,基督教没有从其他宗教汲取营养。实际上,基督教引进了大量外来的东西。它规定,任何受过教育的基督徒,都有责任尽可能多地去吸纳其他宗教传统的智慧。
基督教教堂最大的罪过,是它的傲慢,或自我陶醉。这种思想使许多基督教教徒觉得,他们已经把上帝包裹好,放进他们的后口袋里。他们认为,自己已经领悟了全部的真理;他们还认为,那些与他们信仰不同的、可怜的粗人们是不配得到拯救的。但他们没有意识到,上帝远在他们的宗教理论之上。没有什么比这种心胸狭窄的自我陶醉更矮化基督教的了。
成为基督教徒后,我就知道,自己应该毅然承担起基督教堂罪过的重负,不管以什么方式。教堂的另一个罪过就是对暴行的纵容。比如,那些已经延续了数百年的、充满敌意的反犹太主义,以及教堂未能及时制止的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我确信,假如基督教堂能够站出来,宣称纳粹主义同基督教教义是不相容的,并把它归类于比异教更糟的一种邪恶,所有纳粹分子就会被逐出教会,历史的进程也将重新改写。
另外一个罪过就是误解。一旦我提到耶稣或基督教,许多人就会不高兴,或许是因为他们信仰不同的宗教,或是因为他们曾遭受宗教伪善的伤害。其中就包括我的妻子。她是一个保守的浸礼会牧师的女儿。所以,对于那些被我赋予了积极意义的新概念,莉莉反应激烈,称它们是伪善的危险信号。然后,我们经历了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直到我逐渐学会不再板着面孔说教,她也开始认识到基督教教义分属多种层次,这种矛盾才得到一些缓和。
所以,在接受施洗之前我就非常清楚,如果我如实说出自己的信仰,肯定会招致许多偏见之人的不满,他们甚至会把我赶出去。但是,我决定接受洗礼,就是要埋葬过去的自己,就是公开地宣称我变成了一个基督徒,我因此也准备承担偏见带来的重负。
在这样一个忍耐的过程中,我从一本杂志中寻找到不少安慰。这本杂志原先叫《威腾博格门》,而现在干脆简化为《门》了。这是一本基督教讽刺幽默杂志——某些人可能会觉得这个表述有些自相矛盾。杂志的主办者是一些福音派教徒,他们对教堂的各种罪过,对正派福音传道的亵渎和歪曲感到异常愤怒。他们在应对这些问题时,采取的是讽刺挖苦的方式。每一期都设立一个“绿色维尼熊奖”,授予某一项最乏味的基督教教义。
所以,许多处于第二阶段的基督徒都指责我为“反基督者”,阻挠我的演讲。实际上,我已经被他们驱逐了。与此同时,我也被个别“新时代”运动者斥责为太保守,并因此再遭驱逐。虽然我从未想过要走中间路线,但现在我却发现,自己成了一个中庸的基督徒。听起来不太好,实际却很好。我已经决定了。这不是骑墙,而是一条压力之路。佛教教义称它为“中间道路”,最具代表性教诲的就是:拥抱对手。
新时代运动
由于社会的高速发展,人类对精神世界的探索又前进了一大步。在这种物质多元化、精神多元化的背景下,许多美国人对基督信仰发生了动摇,对上帝产生了质疑。这导致了各种各样的崇拜的盛行和人们对东方哲学的兴趣。
尽管对东方哲学的关注已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但最近所兴起的新时代运动使其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很多人都对这场运动感到不解,不断有人问我,在你看来这场运动究竟是好是坏?
新时代运动是一场批判西方文明制度的弊端的运动,也可以说是疏离西方宗教、亲近东方宗教的运动。如果概括新时代运动的特征,就是它在思想上的开放,在行动上的创新。应该说,新时代运动是一股清新的风,它的贡献是巨大的。
不幸的是,新时代运动也走进了极端。比如,为了反对男性至上主义,它创立了激进的女权主义。这不仅让人本能地感到不快和不安,而且还显得粗鲁无礼,有时甚至还很愚蠢。我曾在女权主义者的集会上发表演讲,阐述我的上述观点,即使我尽量使用一些中性词,明确表示反对男权至上,但演讲仍然进行得很困难。在这个问题上,新时代运动犯了一个错误,它为了反对一个弊端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出去了。
另一个例子是:为了反对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共有传统,新时代运动制造了一场大范围的精神混乱。在美国几乎所有大城市里,你都能发现一个甚至多个大大小小的组织,我将其称为“精神超市”。他们上演了各种各样的剧目,从苏菲派舞蹈再到酒神节狂欢,无所不有。除了犹太教和基督教,你什么都能看到。许多人都被搞糊涂了,更有一些人以此为借口而逃避自己的责任。
《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出版后不久,一位不再年轻的嬉皮士找到我。他40多岁,蓄着胡子,留着长发,背着一个背包,一路搭便车来到康涅狄格州找我。他对我说,他需要精神指导。他的生活一塌糊涂,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佛蒙特州有一座禅宗寺庙,他想去那里;新奥尔良的一个新时代运动社团也希望他过去。但是,另一个声音也在召唤他:“你应该去信奉基督教。”他父母都是天主教徒,自从16岁放弃天主教后,他就没再去过教堂。他问我他应该选择哪一个?
“好吧,”我说,“在我提出建议之前,我希望你能告诉我更多的关于你自己的事情。”于是,他告诉我,他曾经有过两次婚姻,与第一个妻子生了两个孩子,跟第二个妻子有一个孩子。他已经十几年没跟第一任妻子的孩子见面了,与第二任妻子的孩子也有六年没见面了。我问为什么。他说:“离婚时我们吵得很厉害。我想,假如我彻底从他们的生活中消失,也许对孩子有好处。但是,面对现在这种精神困境,我该怎么办?”
我告诉他,自从我写完《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这本书后,我就成了一名基督徒,其原因部分是因为我逐渐开始相信基督教教义。我解释说,基督教教义的核心就是牺牲,这是一个陌生的概念。我并不认为这是要求我们每个人像受虐狂一样时时想着牺牲自己,虽然直到现在我也没有真正搞清楚,牺牲对一名基督徒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但它至少意味着:“当你在做出选择之后,就不能轻易地放弃这个选择。否则它将被牺牲掉。”
当我在说这些的时候,这个男人突然抽搐起来。我以为他犯癫痫病了,于是赶紧问他感觉如何。他说:“你正在给我做一个精神手术。我不得不说,这让我很难受。”
他承认,这些话对他非常有用,他想接着再来治疗。于是,我们约定了时间。但两天以后,他打电话取消了预约。我猜想,他并没有去努力重建他与孩子们的关系,而是去了新奥尔良的新时代运动社团。
很显然,这名嬉皮士是在逃避责任,他不敢做出牺牲,承受痛苦,他害怕见到前妻,害怕直面基督教的教义。可以肯定的是,他的选择,丝毫不会减轻他的痛苦。
异端
我一直认为,所谓异端,是一个属于遥远的中世纪、与宗教裁判所有关的神秘命题,与现代世界根本扯不上边,直到15年前,我收治了一个新时代运动的病人。这个病人广泛参与了新时代运动的各种活动,根据她精神混乱的严重程度,我邀请一名牧师当顾问,跟我一起进行治疗。
鉴于她的病与宗教有关,有一天我对她说:“跟我讲讲耶稣吧。”
她拿起笔,在纸上画了一个十字架,在四个区域内分别画了一个圆圈。她说:“十字架顶端有三个耶稣,下面也有三个,两只胳膊上也各有三个。”
在心理治疗时,有时需要单刀直入。“别胡说八道了!”我厉声说,然后又问道,“耶稣是怎么死的?”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从她的回答中,我似乎捕捉到一些东西:她在做事情时,是否总是设法避免受伤害?这种感觉驱使我继续问下去:“这让他感到痛吗?”
“噢,不。”
“你是什么意思,你是说他不痛?他为什么不痛?”
“噢,”她幸福地回答说,“因为他修炼进入了一个更高境界,这使他能够远离肉体,进入到这样一个境界中。”
在我看来,这简直是在胡言乱语。但是,我不能够让自己流露出丝毫这样的意思。不过,这的确太怪诞了。于是,我把这件事讲给我的牧师顾问。他马上说道:“噢,这就是基督教的幻影说。”
“幻影说究竟是什么?”
牧师解释说:“这是一种非常早期的异教。其信徒是一些早期的基督徒,他们相信耶稣是一个神,他的身体不过是一具躯壳。”
我恍然大悟。原来,基督教的异端,只有基督教徒能够知晓。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异端。但基督教的异端是写在基督教教义里面的,这也严重破坏了基督教教义的整体内容。现在再去理解为什么幻影说被定为异端,也就不难了。我们可以这样推论:假如真的像我的病人所认为的那样,耶稣是一个神,他的身体不过是一具躯壳,那么他被钉上十字架后所遭受的痛苦,不过是一场神的表演。如此,作为基督教教义核心内容的“牺牲”将变得毫无意义,因为这不过是上天造出的一个假象,但是许多人对此却信以为真。
许多异端都是因为看问题片面而引起的。基督教还有一支异端,恰恰与幻影说相反,他们相信耶稣是真正的人身,除了他的相貌外,毫无神性。假如我们相信耶稣只不过是一个更聪明、更好地实现了自我的人,而在其他方面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凡人,那么,我们必将得出结论:上帝不会像我们每一个人那样生和死。
这样,我们就又触及基督教教义的一个核心问题——一个人信不信上帝究竟是否重要?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耶稣既是人也是神,但不是各占一半,如同教义所说:一个完完全全的人和一个完完全全的神。
从那以后,我开始认识到,许多古老的基督教异端不仅在今天仍然存在,而且在许多地方还很有影响。比如,现在还有两所神学院,其校名分别是“上帝无所不在”和“超然物外”。前者主要研究人的内在神性,心灵中的上帝或者教友派所说的“内在之光”;后者主要研究人类所接受到的神性的辐射,在他们看来,圣父在天国,是天上的一位伟大的主宰。应该说,这两个派别所关注的问题都没有错。一个人如果想两面讨好,必将陷入困境。
假如我们相信上帝存在于我们的内心,那么我们的每一种思想和感情都可以被看成是心灵的启示。而这对于新时代运动者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如果我们相信上帝存在于我们之外,那么我们就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上帝究竟如何同我们进行交流?当然可以通过先知摩西或耶稣,而他们的言行又是通过神职人员传递给我们的。这最终可能会导致出现我所说的“正统的异端”,如同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事实上,那些所谓的裁判者们才是真正的异端,他们以异端的名义实施酷刑或处以死刑。他们这样做,是不是在扼杀被杀戮者的内在神性?确实,只知关注超然物外的神性也是一种异端,一些极端传统的天主教或正统基督教教派都陷入了这样一种情形中。
于是,我们将面对另外一种似是而非:上帝以静止的、沉默的方式存在于我们内心;与此同时,它又以超然的、崇高的形式存在于我们之外。
死后的生命
关于这个问题,我要继续运用我所了解的一些佛教知识。对于佛教的某些观点,比如轮回说,我采取的是不可知论的态度。这就是说,我不是不相信它,但也不是相信它,我只是不知道。
有一位心理医生伊恩·斯蒂文森博士,多年来花费大量业余时间研究轮回说。最后一次听到他的研究进展,大约是在10年前,他彻底揭穿了催眠术是一种倒退,同时他也发现了至少七个案例,无法简单地用轮回说进行解释。如果还有人完全相信轮回说,我就必须严肃对待这件事情了。我对所有那些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义都持怀疑态度,而轮回说就是被用于,或者说被误用于解释所有事情。
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在《宗教经验之种种》一书里提到了“旧的灵魂” 这一概念,对此我也不全信。他说,有些人似乎生来就掌握了某种知识,就仿佛他们以前曾活过一次似的。我知道,有些孩子会表现出某种超常智慧,我写的关于我的孩子们的书《友好的雪花》,就是写给“具有老人灵魂的年轻人和具有年轻灵魂的老年人”的。
关于是否存在轮回,我对此完全采取开放态度。只要没有另外一种观点能让我改变有关死后生命的命题,即传统基督教对死后生命的信念,以及它有关天堂、地狱和炼狱的论述,我都会怀着极大热情去关注轮回问题。炼狱主要是罗马天主教的一个概念,我作为心理医生较容易接受。我想象着,炼狱就像一个环境优美、设备完善的精神病医院,有最现代的和高度发达的技术,人们在神的监督之下可以平静快乐地学习。
但是,我不喜欢传统基督教关于身体复活的说教。坦率地说,我更愿把身体看成是一个局限而不是优点,我很高兴它能获得自由,而不是让我继续背负着它转来转去。我更愿意相信灵魂能够独立于身体而存在,甚至是独立于身体之外而发展。确实,所有有关濒临死亡体验的描述,都倾向于支持这一观点。
地狱
我对“地狱”的看法也不是传统基督教式的,但我还是要因此而感谢C.S.刘易斯,本世纪最伟大的基督教作者。他的长篇小说《大离异》,写的是在地狱里的一群人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一个凄惨、黯淡的英格兰中部城市,这群人设法登上一辆去往天堂的公交车。天堂是一个明亮的、充满欢乐的、可爱的地方,他们受到了亲戚朋友们的热情问候和殷勤招待。一天结束的时候,除了一个人之外所有人都回到了公交车上,有点不清楚的是,除了一个人之外,所有人都选择了回到地狱!
为什么?刘易斯用了许多例子。长话短说,我引用下面这个例子作为代表。且说在公交车上有一个人受到了他侄子的欢迎,他对在天堂里遇见侄子感到很奇怪,因为他认为他侄子在地球上的所做所为,绝不会有这样的结果。但是他侄子正在热情地欢迎他,天堂也是这么的明亮和欢乐。那人说道:“这似乎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我想要留在这儿。但是你知道的,我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名历史教授。你们这儿有大学吗?”
侄子答道:“当然有了,叔叔。”
“我想要得到一个终身教职。”
“你当然会得到终身教职啦,在天堂里每个人都有终身职位。”
叔叔很是吃惊。“每个人都有终身职位?这怎么可能?难道你们不辨别一下,谁能胜任、谁不能胜任吗?”
侄子回答:“在这儿每个人都是能胜任的,叔叔。”
叔叔还是不放心,继续追问侄子:“你知道的,我是系主任,所以我认为我在这儿也应该是主任。”
“我很抱歉,我们没有主任。这里不是以那种方式运作的。我们每个人都很负责,工作起来协调一致,所以根本不需要负责人。”
叔叔有点气急败坏,“如果你认为我打算参加某种幼稚的组织,不区分有能力之人和乌合之众,那你就想错了。”于是,他登上公交车返回了地狱。
我对“地狱”的看法跟刘易斯很像。地狱之门是大开着的,人们能够走出地狱,而他们之所以留在地狱的原因是他们没有选择离开。我知道这不是传统的基督教思想,在许多问题上,我都偏离了传统的基督教教义。但我不能简单地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在地狱中,上帝惩罚人们使他们看不到希望,毁灭人们的灵魂,使他们认为自己没有机会得到拯救。他不是去努力创造灵魂,尊重他们的复杂性,而是去油煎他们。
上帝的效率
人们经常问我读过哪些最有影响的书籍,而我希望自己能回答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或托马斯·阿奎那。但实际上,或许对我影响最大的书是弗兰克·吉尔布瑞斯写的《一打更便宜》。这本书是在我十来岁时偶然得到的,写的是一对夫妇的真实故事。他们有12个孩子,实际上,因为父母是效率专家,所以他们用极高的效率运转着他们的大家庭。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效率专家”这一概念,我当时就想:“哇,我长大了要是能成为这样的人,该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啊!”从某种意义上,我更想说我已变成了这样的人——作为一名心理医生,我努力帮助人们更有效率地生活;作为一名演讲者和作者,我努力帮助人们更有效率地成长;更多的情况是,我与大家一起共同帮助匿名戒酒协会治疗小组更有效率地行动。
作为一个效率专家——如果我配得上的话——我钦佩在这方面做得好的人,所以我对上帝的效率充满敬畏。1982年,我去盐湖城的一个摩门教派会议上做演讲,尽管他们给的酬金很低。因为我觉得,这将是一个使我更多了解摩门教的极好机会。临走前,我问我们的大女儿——那时她20岁了——是否愿意跟我去盐湖城。她说愿意。结果证明,这次出行进一步增进了我们的关系。我们在那儿结识了好几个朋友,我得到了所有想了解的关于摩门教的东西,而我的讲座也非常成功。
大约3天之后,我回到康涅狄格州,接到一个女人打来的电话,她想要预约一次会面。几天后她来了,见面后才得知她是一个摩门教徒。她告诉我,一方面她蒙受摩门教的培育恩惠,但另一方面又感觉非常受压抑,由此很矛盾。假如没有那次盐湖城之行,我不认为我能够这样深地理解她的两难处境。现在,在康涅狄格州西北的农村地区已没有多少摩门教徒了。她是我遇到的第一个摩门教病人。我问上帝:“上帝,你送我去盐湖城就是准备让我同这个女人相遇吗?”然后,我想到自己在那次旅行中完成的所有其他有益的事情。上帝的效率使我吃惊。这次出行太值了!
我们家有一个美丽的花园,我和莉莉非常喜欢它,多年来进行着悉心照料。但是,“花园”却没有“花”。培育一个好的花园要花费大量的金钱、时间、爱心和精力。尽管如此,让我动用推土机或火焰喷射器去毁掉这个我们倾注了如此多的心血的花园,也是不可想象的。这也是我对于死后生命的感觉。尽管上帝的效率很高,但我很难理解,他投入如此多的精力去培育一个人的灵魂,难道最后仅仅是为了消灭它,荒废它吗?这肯定还有其他的意义。
天堂
我说过了“地狱”和“炼狱”。那“天堂”又是什么样?
最近有些人说我是一个“世俗神学家”,我想这种说法是指称那些只谈论上帝但不读任何东西的人。但有一件事是真正的神学家普遍认同的,即上帝喜欢多样化。在一个慵懒的夏日午后,你坐在草地上打量着周围。甚至不用移动,你就能够看到许多不同种类的植物,听到几百种不同种类的昆虫在空中嗡嗡地叫。如果你有显微的视力,你还可以看到土壤里面混合着病毒和细菌。这多么具有多样化啊!
再看看我们人类。多年来,我不仅越来越对人类非凡的多样性感受良多,而且越来越依靠它。我们是男人和女人,非同性恋的和同性恋的,年老的和年轻的,如果我们所有人全都是一样的,这世界将是多么的单调沉闷!
因为上帝如此喜欢多样性,因此我有足够的自信可以猜测,天国绝不像我们传统所认为的那样,一群模样差不多的小天使,携带着标准化般的光环和竖琴,飞翔在朵朵白云之上;或者,就像葬礼上经常引用的句子所描述的:“在我主的房子里有许多大厦。”当我还是小孩子时,我就经常想,这只不过是一种关于尺寸的夸张表达。这意味着上帝的房子——或天国——是如此的富丽堂皇,如此的宽阔宏大,以致它能够容纳下许多大厦。现在,我则把这理解成是对多样化的一种描述。我猜想我们到达天国时,将确实能看到那儿有许多大厦,有殖民地风格的,有乡村式的,有土坯建的,有木质结构的;有的带游泳池,有的建在峭壁上,有的建在山谷中。在我主的房子里将有许多种建筑!
天国也好,地狱也好,炼狱也好,都是神学的猜测。不过我们所能做的,也只能是“猜测”。在我们通过死亡从我们的肉身获得自由以前,我们将无从知晓。
再说说“知晓”。在我信教前,我的主要身份是科学家。科学家又被称为“经验主义者”。在经验主义者看来,人类实现认知的最佳但并非唯一途径就是“经验”。所以科学家们只能借助实验去掌握一些经验,除此之外,我们从哪儿还能够学习并最终知晓呢?我正是通过自己的人生经历,才对上帝有一点点“知晓”的。
就这一点而言,我非常像另一个科学家卡尔·荣格。在生命即将终结时,他接受了一个电影访谈。在一连串相当乏味的问题之后,那位采访者最后说道:“荣格博士,您的大量作品都有宗教的韵味,请问您相信上帝真的存在吗?”
老荣格抽了一口烟斗。“相信上帝存在?”他沉思了一会儿,说道,“嗯,当我们认为某种东西是真实的时候,我们才使用‘相信’一词。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证据去支持它。不,我不相信上帝真的存在,我只知道人们的心灵需要一个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