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婚姻与家庭

15年前的一个周日晚上，我正在家休息时，接到了内科医生布鲁斯·布恩内尔的电话。他告诉我：“有位病人名叫玛莎·摩尔赫斯，今年63岁。她是克雷顿·摩尔赫斯的太太。而克雷顿是一家大公司董事会的主席，也是医院最主要的捐款人。他们在附近村子里有一套漂亮的别墅，上周末来度假的时候，摩尔赫斯夫人突然得了肠梗阻症，疼痛难忍。住院开刀后，一切都很顺利，也没有癌变的迹象，原本她明天就可以出院了，但就在今天下午我看望她时，发现她非常抑郁。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所以问她是否愿意和你谈谈，虽然有些勉强，不过最后她还是同意了。所以，我希望你能尽快去看一下。”

第二天午饭时，我就去见了摩尔赫斯夫人。

抑郁的摩尔赫斯夫人

到了医院后，我先看了摩尔赫斯夫人的病历卡，除了已经知道的内容，我并没有新发现。当天早上，布鲁斯又去看过她，并在病历卡上给我留了一句话：“派克医生，看起来，她抑郁的状况比昨日大有缓解。”

摩尔赫斯夫人住的是私人病房，我见到她时，她正端坐在病床上看书，或者说是在假装看书。摩尔赫斯夫人看起来身材苗条，举手投足之间都流露着品位与高贵。她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并用发带箍好，身上穿着简单雅致的长袍，脖子以下的扣子全都扣好。从我的感觉上，她为这次见面做了精心准备。

不过奇怪的是，她看起来至少比实际年龄老了5岁。在不笑的时候，她嘴角两边的皱纹已经开始微微下垂，而她的眼睛里也毫无光彩，这些都是精心打扮也无法掩盖的。也许她确实比昨天有所好转，但是毫无疑问，抑郁仍然困扰着她。

谈话中，她承认了自己的问题：“是的，我有些食欲不振。”说完，她又马上补充道：“不过比昨天好多了。昨天，我感到忧郁、恐惧，甚至是绝望。谢天谢地，我现在已经没事了，恐怕布恩内尔医生被我吓坏了吧。”

至于抑郁的原因，她一无所知。她说自己之前从没有过抑郁症状，所有症状仿佛都是突然出现的。“我猜，这应该只是手术后暂时的心理反应吧。不过当然了，你才是这方面的专家。”她的口气显得很急促。

在接下来的20分钟内，我们简单聊了她的生活。她和丈夫育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孩子们都已结婚，一切顺利。在成长过程中，孩子们没出现过任何心理问题，但其中一个女儿朱迪，却从几年前开始看心理医生，不过，据摩尔赫斯夫人的说法是：“就我所知，这并不是因为她真有什么精神问题，而是因为类似个人发展之类的原因。她似乎正在经历‘发展期’，我觉得这都是上升带来的压力。你知道，年轻人总是想爬得更高。”

交谈中，她的语气总是缺乏生气，只有在谈论童年的时候，这位夫人眼里才会隐约透出一丝光彩。她还有个弟弟，姐弟二人从小一起生长在德州西南部的一个很大的牧场里。她很爱自己的父母，然而不幸的是，在大学四年级时，父母在一场飞行事故中双双丧生，牧场也因此被卖掉了。说到这些时，她的眼中充满了泪水，但同时，光彩也重现眼底。“我们是那个小镇上最富有的人，不过，我们并没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大家彼此都很熟悉，真诚相待。我和弟弟会和每个人玩耍，不管是黄种人还是白种人，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大家都一样。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社区。可现在一切都不像从前了。”说到这里，她眼底的神采又一次熄灭了。

“之前你说，‘谢天谢地’，那么你平时有信仰吗？”我问她。

“你的问题真奇怪！这和我们正在讨论的事情有关系吗？我当然有信仰，不过这完全是私事，对吧？”从她的话中，我嗅出了警惕的味道。

“当然，”我表示同意，“那你会去教堂吗？”

“偶尔吧。因为我丈夫喜欢在星期天打高尔夫球，我总会陪他一起去。”

我笑了笑，接着说：“我也喜欢打高尔夫球，所以我也觉得上帝会在高尔夫球场上与我同在。不过我能不能问一下，你丈夫有信仰吗？”

“信仰？你要是这么问他，他肯定会说有。如果要让我说的话，我比他更虔诚。”她的语气里已经流露出想要结束话题的意味。所以，我们并没有进一步讨论这个话题。

“说到你丈夫，”我接着提问，“你介不介意我和他谈谈？我猜，你联系他可能很难吧？”

“我当然可以联系他，他一点也不难找。没有哪个丈夫能比他对妻子细心了。现在他应该就在休息室里，估计在看杂志。”

我确实希望和他先生谈谈，同时，心里却隐约产生一种直觉，我感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我还需要再问她一些问题。

“手术期间，你肯定感到死亡在靠近吧？”我又问。

“当然。”

“那么，你对此有心理准备吗？”

回答我的是一段气氛紧绷的沉默，很明显，这位夫人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看起来她也不打算回答。我只好继续说下去：“当我们渐渐变老时，对待生命的态度可能会变得有些矛盾。特别是在孩子们都已经长大离家后，可能有很多人会觉得自己已经完成了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人很容易患上重病，甚至需要动手术。可是，当他们意识到自己还会痊愈时，心底反而可能会生出一些失望感，甚至是沮丧和抑郁。”

“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摩尔赫斯夫人对我想表达的似乎心领神会，她特意加重了语气，“我丈夫的工作极其重要，我们的社交生活也非常频繁，他需要我的支持，而我也会竭尽所能地帮助他。”

“我对此毫无怀疑。”我一边说着，一边从椅子上站起来，“现在，我需要去见见你丈夫。然后在后天，也就是周三时，我会再来看你。”

“哦，你不用那么麻烦。”

“摩尔赫斯夫人，如果你一切正常，当然用不着麻烦我。但是现在，你的问题有些严重。”

“如果在那之前，医生同意我出院呢？”

“我会建议暂缓，”我继续解释，“你可能只是暂时的抑郁，但是我还需要花几天的时间来进行确认，在那之前，我希望你能留在医院里。提前离院是不妥当的，另外，”我又补充道，“我也很喜欢你，想要再见到你。”

“好吧，如果你真觉得有必要的话。”

“是的，这很有必要，摩尔赫斯夫人。”

婚姻中一方强势，另一方会抑郁

就像她说的一样，我在贵宾休息室里找到了摩尔赫斯先生，当时，他正在读着《华尔街日报》。一眼便知，这位先生很不一般。他相貌英俊，打扮精致，看起来要比妻子年轻很多，尽管事实上他还年长两岁。他身上散发出一种领袖特有的气质，充满决心、活力与自信。“医生，你来了。真是太好了。”他一边说，一边放下报纸。

“不客气，”我觉得不必跟他客套，可以开门见山，“这是我的工作。你太太的抑郁症非常严重，每当遇到抑郁病人，他们就会给我打电话。”

看起来，我的坦率并没有让他感觉不自在，我想，他应该是一个很喜欢挑战的强者，认为自己可以很好地应付各种困境。“请问我能帮到你什么？”他直接问我，言语间不带一丝情绪。他说自己并不知道妻子抑郁的原因，还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术后的心理反应。当然，在摩尔赫斯夫人并不存在太多生活压力，他们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孩子们也一切正常，婚姻看起来也很完美。他们喜欢一起打高尔夫球，也经常会一起旅行。在旅行中，他们都会下榻最好的酒店，二人对景观的品味也完全一致。直到我起身离开之前，谈话都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这时我说道：“在后天同一时间，我会再来看望摩尔赫斯夫人。”

“我真的不太明白，医生，为什么你还要再见我妻子呢？”就像对他夫人解释的一样，我也给了他同样的理由。

“但是，这明显只是暂时的反应，小事而已。”他坚持道。

“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呢？”我问道，同时我隐约感到，眼前这个男人正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这种感觉让我很不舒服，“在医院多住一两天，这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有什么事情让你担心我再见到你夫人？”

“我只是觉得，所有人吃医院的饭都会变得抑郁，”他彬彬有礼地转移了话题，“我不是想冒犯贵医院，它真的很不错。但是，医院食品就是医院食品，不是吗？我只想早点接太太回家，这是很自然的事。而她自然也想尽快出院。”

“这确实自然，”我先是表示同意，但随后说，“只是她现在很抑郁。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抑郁问题都比医院食品更加严重，所以，我周三会再过来。”

“再说吧，”他不置可否地说，“我们到时候再看。”

第二天早上，我刚到医院，还没有来得及接待第一位病人，就有一位自称是朱迪·摩尔赫斯·明顿的人打来电话。她说：“我是玛莎·摩尔赫斯的女儿，就在昨天下午和傍晚，我分别和父母谈过一次。爸爸正试图阻止你再见妈妈，这很像他干的事。”

“是这样的吗？”

“没错，爸爸是个不错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很棒的人，但前提是必须让他一直高高在上，掌控一切。事实上，他是你能想到的控制欲最强的人。妈妈绝对是处在被压迫地位，他简直毁了她。”

“被压迫，毁了她？”对于她的措辞，我感到有些吃惊。

“是的，我小时候他们经常吵架。但后来，也就是大约25年前，妈妈彻底屈服了。从那时开始，她不会再反对他说的任何话，而是唯命是从。就算对自己的事，她也完全失去了选择权。爸爸把妈妈变成了一个小孩，一个需要从他那里领零用钱的小孩。所以我可以肯定一点，那就是爸爸害怕如果你再和妈妈见面，她就会逃出他的手掌心。”

我想，她说的也许都是事实，但是我必须慎重，因为儿女自身有时也会存在心理问题，他们通常并不是最客观的观察者。我试探着说：“可是你父亲对你母亲照顾得很周到。”

“这该怎么说呢？每当妈妈生病时，他都会悉心照顾。不过，这对他是一种让自己觉得高高在上的方式。只要她一康复，爸爸就会带着她继续在国内外跑来跑去，到处参加各种会议，让她连一点自己的时间都没有。”

我脑海里突然闪出一个念头：这可能就是摩尔赫斯夫人在康复出院时变得忧郁的重要原因，有谁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捆绑在另一个身上，成为附庸，没有一点自己的时间、爱好和自由呢？

我追问道：“依你看，我可以做些什么呢？”

“你应该能引导她谈谈自己，还有她的婚姻。如果她再找不到地方倾诉，我真怕她会憋死。你可是她最后的救命稻草。”

这个责任听起来实在太重大了，我并不太想承担。我小心翼翼地回应她：“我当然会尽力而为，但我能做的十分有限，或者根本就是无能为力，毕竟他们已经在这样的婚姻系统里度过了自己的大半生，任何干预都很难奏效了。”

果然不出所料，就在两个小时后，布恩内尔医生打来电话：“斯科特，摩尔赫斯夫人今天就要求出院，外科医生找不到任何挽留的理由。今天早上我还见过她，她看起来一点都不抑郁，摩尔赫斯先生也坚持认为她不需要任何精神治疗。”

“真的吗？这听起来真有趣。因为我刚刚和她女儿通过电话，按她的说法，精神治疗可是她妈妈最后的一线希望。”

“那么，该怎么办呢？” 布恩内尔医生显得很为难。

“你和外科医生可以按自己的想法做。但就她当下的状况来讲，差不多已经到了该我接手的时候。你当然不能违背她的意愿强行把她留下，你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告诉这对夫妇，如果她真想出院，就必须签署《违反医嘱协议》。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勇气，因为这可能会激怒她的丈夫，破坏医院和他的关系。但是另一方面，他多少也会因此而谨慎些。你们需要仔细权衡，并做出最适合的选择。”

布鲁斯做出了非常勇敢的选择。于是第二天，摩尔赫斯夫人仍然留在医院等着和我见面。

“我跟你说过，这只是短暂的术后反应！”我一进病房的门，她就大声抗议道。衣服勾勒出她身上优美的线条，她眼睛里也完全没有了抑郁的痕迹。事实上，她以惊人的速度康复了，看起真的好像“只是小小的术后反应”。但是，一个心理学名词却在我脑海中浮现出来——“假象病愈”，它是指病人为了逃避心理治疗，而让自己以惊人的速度恢复正常，但通常这只是很短暂的康复假象。

“东西都收拾好了吗？”我微笑着问。

“是的，我迫不及待想要回家。”她说。

“嗯，很抱歉又让你多留了一天。这都是我的错，不关布恩内尔医生的事，”我说，“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在我离开之后，马上出院。”我边说边从皮夹里掏出一张名片，递到她手里，“这上面有我的地址和电话。希望你能到诊所来看我，作为门诊病人。”

她把名片装进皮包：“有必要吗？我没有任何毛病。”

“我不这么认为，摩尔赫斯夫人，我认为你的问题很严重，比如，你的婚姻。”

“医生，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婚姻非常完美。”

我对她笑了笑，想让她尽量放松。“有时候，你是无法逃过心理医生的眼睛的，”我对她说，“世界上从来没有十全十美的婚姻，说自己婚姻美满的人，往往并没有面对现实，而是在逃避现实。摩尔赫斯夫人，你看，我并不是为了赚钱，我的工作排得很满，并不需要发展新病人。我希望你能来看我，是因为我觉得你需要说出自己的故事。”

“我的故事？”

“是的。你的婚姻、你的朋友、你的成就、你的失败、你的愤怒、你的牺牲，还有你的孤独。你现在已经63岁了，看起来是一个内向的人，非常注重隐私。我真怀疑，在过去至少30年的时间里，你有没有试着对任何人讲过你的故事，也许现在是时候向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倾诉一切了。”

那一刻，她的眼中闪起了一种渴望，但片刻之后，她就用决绝的眼神压抑住了渴望。“我认为，有很多事情最好不要讲。”她说。

我仍然不放弃希望：“和我倾诉的话，那感觉应该有点像你又回到了德州西南部，回到你父母去世之前的日子。在进行心理治疗时，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又回到了童年生活的社区，回到真正的朋友身边。在那时，你完全可以和别人说真心话，怎么想就怎么说。”

渴望之光又开始在她眼中闪烁，但接着又一次转瞬即逝。

“我丈夫根本不相信这一套，他不可能为我买单的。”她说。

这真让我大吃一惊：“为治疗买单吗？”

“是的，我就是这个意思。”

“可是你为什么不能自己买单呢？”

“因为我没有钱。”

“你说你没有钱？”

“嗯，我名下有个支票户头。我会用那上面的钱去购买服装，给孩子买礼物，或者应付日常开销。在钱不够用时，我就会找丈夫要一些。他还是很慷慨的，最后总会给我想要的东西。”

“你名下就没有存款吗？”

“没有。”

“但是据我所知，你丈夫非常富有。他名下有多少财产呢？”

“我不知道。”

“不知道？”

“一无所知。克雷顿并不是那种喜欢到处炫耀财富的人。”

看来，事情比我想象得更糟。“你告诉过我，”我接着问，“在你父母走后，农场就被卖掉了。那么你肯定继承了一些遗产吧，有多少呢？”

“天啊，那是24年前的事了，我都快忘了。我想大概有50万美元吧。”

“然后呢，那些钱去哪儿了？”

“很久以前就花完了。你想，克雷顿以前并没什么钱，在他年轻时，经济状况不怎么好。”

“如果你并没有花掉这笔遗产，即使是投入最保守的投资项目，你知道今天会价值多少吗？”

“不知道，天啊，我对数字没有概念。”

“大概有1000万。”我告诉她说。

“听起来挺多的，是不是？”她明显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

“你自己就从来没想过存些钱吗？一些你可以自由支配的钱？”

“从没想过。克雷顿精于计算，赚钱很有一套。我就不行了，我已经说过了，我没有数字头脑。”

听了她的话，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能接着争取机会：“难道你不想回顾一下人生吗？”

“想，医生，你是对的。你是个很好的人，但我年纪真的太大了，不想再学着搞什么新花样了。”

“好吧，你已经有了我的名片，”我接着说，“如果你改变主意的话，可以随时联系我。祝你好运。”

控制欲强的人，晚景凄凉

事后，我给她女儿打了电话，告诉她我没能成功。然后，我就渐渐淡忘了这件事。

直到4年之后，她的女儿又一次打来电话，她对我说：“我找你并不是为了我的母亲，她在离开医院6个月后，就死于心脏病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我觉得非常遗憾，你母亲是一位非常亲切的女士。”

“所幸的是，她走的时候没受多少痛苦。而现在，我其实希望你能帮帮我父亲，希望他也可以在离世前少受些苦。”

“他怎么了？”

“母亲去世后，他适应得不错。依然稳坐董事会主席的位置，也开始和其他女性约会，还打算再婚。但两个多月前，他中风了，身体右侧已经瘫痪。虽然通过物理治疗，他现在恢复了一些功能，已经能拄着拐杖走路了，但在穿衣服时，他还需要帮助。说起来这也不是问题，我们已经为他请了全天护工，真正的问题在于，中风损害了他大脑中掌管数字的部分。他几乎可以像以前一样阅读、讲话，并保持着很棒的理解能力。但是，他连2加2也不会算了，医生说这叫‘失算症’。神经专家们也觉得他没什么机会复原，所以，他不得不从董事会主席的职位上退休。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开始对我们大喊大叫，乱摔东西，简直要把我们逼疯了。我们聘请护工的速度，还赶不上他解雇他们的速度。而且，因为他太过暴躁，所有护工也都表示无法忍受了。见鬼！就因为不能再算账了，这让他看起来就像是把灵魂丢在了炼狱里。不管怎么说，他现在太需要心理帮助了，如果他再不接受心理治疗，我就要去看精神病医生了。”

我很抱歉地告诉她，我实在太忙了，无法再接新的病人。再说，她父亲对我也并没什么好印象，随即我向她推荐了雅各布·温伯格医生，他是这个地区最有实力的新人。她同意了，并给我留了她的电话。我给雅各布打了电话，在听了这一家人的情况后，雅各布很高兴地接下了这个病人。

在这之后，我再一次把摩尔赫斯一家的事情抛之脑后了。

又过了两年，我参加一个心理医生案例研讨会时，遇到了雅各布。轮到他发言时，他说：“往常，我会给大家报告一个精彩的心理分析故事，或者提出一个束手无策、不知该如何处理的个案，以便向各位请教。但是这一次，我带来的个案却和一位现年72岁，居住在私立养老院的男子有关，他就是克雷顿·摩尔赫斯先生。”

接着，雅各布为大家介绍了病历，包括我对他妻子及婚姻做出的精准评估，以及他中风的情况。他说：“我之所以想要，不，是需要提出这个案例，是基于五点理由。”

“一、是关于精神疾病的本质。就这位病人来说，除了肌肉神经和‘运算能力缺失’，他的大脑功能并没受到任何损害。我曾在他面前朗读一些非常复杂的哲学书籍，他都能一字不差重复出来。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竟能就书的内容给出富有条理的，甚至堪称精辟的见解。他还喜欢和我进行智力比赛。但是，当护工因为送药打断我们时，他却会朝他们大喊大叫，并用侮辱性的词汇大骂他们。有很多次，为了阻止我离开，他竟然将我外套上的扣子拽下来。他对孤独和死亡非常恐惧，每当我试图谈起他的恐惧时，他都马上拒绝。他最怕被送到养老院，可他的所作所为，恰恰在逼别人把他送进养老院。我怀疑他是真的疯了，但在心理分析理论中，又很难做出这一结论。

“二、它解释了某些人被送进养老院的原因。这位先生名下净资产足有3000万美元。对他来说，在家聘请全职护理人员是件很平常的事，连奢侈都谈不上。并且就他的身体状况来说，完全不需要到养老院护理。然而，却没有哪个私人护士或者护工愿意为他工作。他控制欲太强了，总是恶语相向，而且，由于他的病情是长期且不可逆的，也没有任何私立精神病医院同意接收他。如果在州立医院就医，家人又无法承受往来奔波的辛苦，最后，亲属决定将他送入养老院。可由于他总是大喊大叫，养老院只好把他与那些昏迷不醒的重病患者放在同一个房间里。在过去两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他就这样被变相监禁起来了。

“三、在我的病人中，他是最可怜、最悲惨的一个。其实，他本不该如此。在我答应去养老院看他后，亲属要求我每个月都为他咨询一次，希望他能有所改变。只要他能改变思维方式，回家的大门一直为他打开，他大可以坐在家里，读读报纸，看看落日。他的家人会满足他所有的需要，儿女和孙辈会环绕膝下，他还可以和有意思的朋友谈天说地。每月一次的见面中，我都尽力让他明白这点——他所要做的，就是放弃控制欲，然后就能回到家中享受生活了。但‘放弃控制欲’却恰恰是他最无法做到的，因此，他只能让自己在养老院里枯竭，与昏迷不醒的病人日夜相处。到后来，他突然迷上了自己的领结，总是没完没了地摆弄它，因为这是他唯一还能控制的东西。而他之所以总是对着护理人员喊叫，就是因为自己无法控制他们的行为，比如他们不愿跟着他喜欢的曲子跳舞。因为长期如此，他被拘束在了病床上，冲着关闭的房门尖叫，陷入无穷无尽的恐惧中。这真是可悲极了。

“四、遇到他也使我自己发生了一些改变。我想，自己很可能由此而走上信仰之路。在我试着帮他摆脱控制欲时，我意识到他需要臣服于一些东西，比如更高的力量。接下来，我的立场就变得有些微妙了，作为一位不可知论者，我却努力让他相信有神灵存在，一度这甚至成了我唯一想要达成的目标。不过就像我的其他努力一样，这也并不起作用。因为他认为自己就是自己的神明，或者努力在成为自己的神明。然而，在劝说他的过程中，我开始试着聆听自己的心声。尽管直到现在，我也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相信神明，但我可以这么说，如果某天面临像他一样的处境，我会选择相信神。

“最后，我要告诉各位的是，就在上周五，克雷顿·摩尔赫斯突发严重脑溢血，并在前天离开人世了。谢天谢地，这个可怜人终于走了。”

我坐在台下，总觉得雅各布口中的这个“谢天谢地”，和多年前摩尔赫斯夫人口中的“谢天谢地”有着某种神秘的呼应。而摩尔赫斯先生的个案，则充分诠释了控制欲太强的人，会有着怎样可悲的结局。下面，我还想继续以他为例，来讲一讲婚姻中的权力问题。

唯有改变婚姻系统，婚姻中的人才能成长

许多人认为，避免夫妻间摩擦和冲突的最有效方法，就是在彼此之间建立一种主导与顺从的婚姻模式。也许是从订婚开始，甚至是从第一次约会开始，情侣们就落入这种关系模式了。在美国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婚姻，是由男性处于主导地位，而女性则表现得顺从。但在相当数量的个案中，主导权却握在妻子手中，而丈夫则完全听命于她。

的确，这种模式有利于避免摩擦和冲突。因为当夫妻一方享受发号施令，而另一方心甘情愿听命时，我们确实看不到冲突发生的必要。事实上，很多婚姻就是在小心遵循这种模式的状态中，一路走到了金婚纪念日。而唯一的缺陷就是，这种模式并不利于夫妻双方的精神成长和心智成熟。

摩尔赫斯夫妇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悲剧例子。

大概在结婚5到15年的时候，很多夫妻会出现这种情况：主导的一方会厌倦事事做主，而顺从的一方则会渐渐变得强大，不甘心唯命是从。这就意味着，夫妻间需要建立起一种更为平等的权力关系。这个寻求平衡的过程往往很艰难，也许一方会极力想建立起这种更为健康的平衡，而另一方却坚持想要完全掌控一切。这时，婚姻就可能走向破裂，这也是离婚中最常见、也是最合理的理由。

根据女儿的描述，摩尔赫斯夫人也曾试图建立一个更为健康的系统，但是后来，她“屈服”了。如果她当时提出离婚的话，结果可能反而更好。其一，她可能依然活着；其二，她的离开，也可能让当时还年轻的丈夫明白，不是任何事情都能被他掌控。

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在刚刚出现的句子里，我把婚姻中的权力平衡描述成为一个“系统”。系统的基本原则是，当系统中的一个单元发生改变时，另一个单元也会随之改变，相互调整，如此系统才可以继续存在下去。婚姻作为一个组织，当然也是个系统。而在摩尔赫斯夫妻的婚姻系统中，只有丈夫学会放弃权力，妻子才能在婚姻中取得更多权力。同样，也只有在摩尔赫斯先生的协助下，我才能真正帮助到他夫人。这种情况下，一旦丈夫不愿配合，我不可能有任何有效的作为。因为我真正的病人，其实不是病房里的摩尔赫斯夫人，而是他们不健康的婚姻系统。

我和莉莉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早在结婚前，我们就不自觉地陷入过这样的关系模式：我主导一切事情，她负责表示顺从。但是从婚后第5年开始，莉莉表现得越来越独立，也越来越不满意我身上的大男子主义，甚至骂我是“一头自大的猪”。这让我倍感受挫，于是，我们开始试图改变现状。尽管我们并不清楚自己能做到怎样，但却分别参加了心理治疗。

婚后第7年，我们一边进行着各自的心理治疗，一边决定一起选修《东南亚政治》课。开始时，教授说这门课里没有论文，只要通过一场简单的问答测试就能结业。但是在中途，教授改变了主意，他为我们布置了两篇论文。莉莉很快就表现出了害怕，随着第一篇论文的截稿日期逐渐逼近，莉莉的压力也一天大似一天。最后，她终于坦言：她之所以这么苦恼，是因为自己一生中从未写过论文。她还告诉我：她之所以能从大学毕业，就是因为她只选修那些不需要论文的课程。

“真的吗？亲爱的，你很聪明啊，”我一边这样说着，一边对眼前这个“你”感到好奇，就像我娶了一个陌生人似的，“我怎么不知道这些事……等一下，我记得我们订婚那阵，你在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学院选修过《艺术鉴赏》，你还为此写过几篇论文。我记得很清楚。”

我刚说完，突然脑中一道闪电划过，让我狠狠地敲了几下自己的脑袋：“天哪！”我完全记起了当年的情形。记得有好几个周日下午，我们手挽着手，亲密地一起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参观。当来到莫奈作品陈列室时，莉莉开始向我发问：“斯科特，你最喜欢莫奈的哪副作品？”

我环顾四周，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我也喜欢它，”莉莉接着说，“不过，你为什么喜欢呢？”在我回答时，她顺手就从包里掏出一个小本子，开始做笔记。“还有其他原因吗？”我说完后，她继续发问。于是我又滔滔不绝起来，她则继续迅速做着记录。“哇，斯科特，你驾驭文字的能力真的很强！”在我停下时，她这样称赞我，“不过，你觉得它有哪些缺点呢？”接着又一次，我兴高采烈地继续表达起来。“你的分析能力真棒啊！”莉莉一边一脸崇拜地夸我，一边继续记录着。

这就是莉莉当年论文的由来。

在我们两个中，哪个看起来更像是弱者呢？很多人可能会不假思索地选择莉莉，毕竟她连论文都害怕完成，看起来既没能力，又喜欢逃避。但是仔细思量下来，就会发现我是多么的盲目和愚蠢，在我自以为是地陶醉在男人的自大、自负和对权力的欲望中时，不知不觉就被莉莉摆布利用了，过后甚至那么长时间都没有意识到这点。

要改变一个系统的确很难，但唯有经历改变，才能成长。这次，我决定再也不像从前那样了，在临交作业的前一晚，我故意把自己锁在浴室里。当然，莉莉很善于让我做事，而我也很享受说教的感觉。但是，这些都是可以改变的。

最后，她终于在凌晨四点完成了论文，并取得了B-的成绩。在做第二份作业时，她在我之前就完成了，还得到了A-。而另一方面，我也开始试着放弃类似于监护人的角色，并学会了运用一些放权的艺术。

政治权力，精神权力

权力可以被分成两类：政治性的，精神性的。

政治性权力，是指那些可以通过强行手段影响他人的权力。也就是聘请、解雇、惩罚、监禁甚至杀死某人的权力，或者是通过上述手段威胁他人所取得的权力。政治性权力与仁慈或智慧毫无关系，它并不来源于某人本身或他的人格品质，只需建立在金钱和地位之上。政治性权力的存在基础都是暂时性的，所以，我们通常也称之为暂时性权力。只需一夜之间，我们就可能失去政治权力，就像摩尔赫斯先生，中风之后，他就失去了董事会主席的位置。

与政治性权力不同，精神性权力则表现为一种能通过自身来影响他人的力量。无论是通过自身的仁慈、幽默、才智还是爱，也无论我们本身是贫穷还是富有，地位是高是低，我们都可以拥有这种力量。事实上，这也是人文关怀的特点所在。随着精神权力的加强，人们也会更加明白：这种力量乃是上天的恩赐，与个人后天的成就无关。这种力量本质上并不属于自己，而是真理的力量体现在了我们身上。当我们发现自己可以为别人带来这么多正面影响时，通常也会万分惊喜。

精神性权力是永恒的。而政治性权力既可能与精神性权力共存，也可能完全反其道而行之。遗憾的是，人们常常倾向于让这两种权力完全对立。这种举动倒不难理解，比如野心可能为人类带来政治性权力，却无法带来任何精神权力，如果我们想要拥有更多的精神性权力，往往需要摒弃自己的野心。而且从任何层面上讲，政治性权力都离不开操控，而精神力量则更多地要求我们放弃控制欲。此外，政治性权力往往是外化的，而精神性权力则更多地指向内心。人们还往往容易被政治权力所诱惑，失去谦卑之心，因此远离精神成长之路。

但是，这种非此即彼的看法却也有失偏颇。当某一组织拥有了政治性权力后，难道他就不能在精神上有所提升了吗？如果真的这样，我们的社会将会付出如何惨重的代价？反之，当某人掌握了最为强大的精神性权力后，难道也不能同时拥有政治性权力吗？比起其他人，他在运用政治性权力时会更加仁慈，也更能抵制住腐败的诱惑。况且，如果我们从不曾掌握任何的政治权力，又怎能从中有心灵的感悟？怎能由此抵达更高的精神境界？

对于摩尔赫斯先生来说，他的问题并不在于对政治性权力的掌控，而是在于主观上对精神成长的拒绝。在很多人身上，都能看到政治性权力让他们变得傲慢、自大、脱离现实、拒绝精神成长，这就是政治性权力带来的最大危害。但我们完全可以避免走到这步境地。很明显，摩尔赫斯先生有着很高的智商，他应该也曾亲眼目睹过其他人是怎么挣扎着要与衰老抗衡，也完全能够明白放弃控制欲的重要性。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讲，一个人是否拥有精神性权力，是其主观上的一种选择。他既可以选择成长，也可以继续选择保持控制欲。正是因为摩尔赫斯先生一直选择后者，才让他在最后的岁月里饱受煎熬。

至于摩尔赫斯夫人，她的问题则在于“屈服”。在屈服中，她不但放弃了自己对政治权力的诉求，也同样放弃了精神成长的可能。她不但安于身无分文的现状，甚至甘愿让自己“毫无数学头脑”。最后，她甚至干脆停止了思考。在他们的婚姻中，经济地位失衡只是一种表面的问题，背后暗藏的，则是弥漫在整个系统中的严重病态。在这个系统中，摩尔赫斯夫人不但放弃了所有的政治性权力，甚至还将自己的灵魂交付到丈夫手中，以至于后来，她会拒绝精神治疗的机会，也因此拒绝了自己精神的修复与提升。最终，政治层面上的无力，还导致了她在精神层面上的软弱，与生活技能层面上的全面匮乏。

虽然政治性权力与精神性权力有着很大不同，但它们却可以携手并进。我相信，使命既召唤我们去提升自己的精神性权力，也能让我们有机会得到更强大的政治性权力。

当然，在特定的条件下，行使政治性权力或控制他人，也可以是合理的。比如当孩子还小的时候，就需要父母的管教和引导，但是如果孩子已经长大，父母就必须放手。在上面的例子中，如果摩尔赫斯夫人是一位无法自控的挥霍者，由丈夫掌控家庭经济大权就是理所应当的，可事实并非如此。于是，摩尔赫斯先生对待妻子的方式就变成了一种压制，妻子也很难在这样的压制中发展出独立性。

或许，摩尔赫斯夫人一度也想争取权力，但在我遇到她时，她已经早没有了这种“欲望”。这种对自我“欲望”的压制，其实就是对自己最大的不真诚。她的做法不仅让自己对丈夫唯命是从，长期压抑委屈，也不能让丈夫意识到他自己的自恋和控制欲，导致他在生命的最后两年内痛苦不堪，尊严尽失。大家还记得我之前说过的吗？真诚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也就是说，真诚的特性在于意识，反之，缺乏意识就会导致不真诚。就算是那些智力非凡的人，脑子里也不免存在这种“思维的空洞”。就好像摩尔赫斯夫妇，他们很聪慧，但却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自身所在的系统是多么病态。

金钱，往往是影响政治性权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婚姻中，金钱和权力总是互相纠缠，不可分割。举例来说，在美国社会中，赚钱的一方在家庭中的地位总要高于持家的一方，尽管料理家务其实更为烦琐费力。不过，这种不平等也是可以杜绝的。在特定的婚姻状态下，一方会专门负责操持家务，另一方则负责赚钱养家，但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天差地别。因此，摩尔赫斯家的财产理应为夫妻二人共有。而不恰当的处置方式，对于双方来讲都是不公平的，也是不诚恳的。

健康的婚姻关系会充实彼此，不仅是形式上的充实，更是实际意义上的充实。这个道理在所有组织中都同样适用，只要条件允许,人们就应该赋予彼此权力。而不这么做，则是不真诚的，是在组织中滥用权力。

但就像婚姻一样，每个组织也不尽相同。因此在某一个组织中，分配权力的方式是否诚恳与合理，还要视这个系统的具体情况而定。此外，当状况发生改变时，系统也应该相应地进行调整，哪怕这种调整十分困难。在摩尔赫斯夫妇的婚姻中，悲剧不仅源于权力的长期失衡，更是由于他们婚姻系统本身的固执和僵化。这情形，就像珍妮特在咨询中对我所说的：“我宁肯继续抑郁，也不愿改变原来的状况。”虽然措辞不会完全相同，但摩尔赫斯夫妻也确实表达过相同的意思。他们宁肯选择死亡，也不愿放弃控制欲。

精神性权力既可向内，也可向外。人们需要适时通过这种力量去改变自己，才能保证公平、公正地行使手中的权力。人只有先成为“内圣”，才能成为“外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