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真诚与新生

真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实事求是，努力让自己的认知接近现实。但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由于我们的主观想法和情感都太强烈了，所以，常常会扭曲客观的事实，其中最普遍的，就是移情作用。移情作用，就是把对一件事情的感情转移到另一件事情上，在诗歌中，移情作用堪称司空见惯，比如普希金在《致大海》中有这样的诗句：

再见吧，自由奔放的大海！

这是你最后一次在我的眼前，

翻滚着蔚蓝色的波浪，

和闪耀着娇美的容光。

好像是朋友忧郁的怨诉，

好像是他在临别时的呼唤，

……

大海波涛汹涌本来是一种自然现象，但是诗人却把自己内心的情感投射其中，认为翻滚的波浪就像是朋友忧郁的怨诉，以及临别时的呼唤。通过移情作用，诗人将内心的情感充分展现出来，为原本没有生命的事物赋予了生命，给人以认同、共鸣和美感。然而在心理学上，移情作用不仅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好的一面在于，心理医生可以运用移情作用，把患者带入那个导致了他们心理疾病的场景或关系中，扮演患者的父亲或者母亲，帮患者重建他们的认知。而坏的一面在于，如果患者产生大量的移情作用，分不清现实与幻想，生活与虚构，自己与他人，就会导致他们在真实生活中的角色严重错位。

原生家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孩子可以在充满爱的环境中，充分培养出自我意识、他人意识以及组织意识，这意味着他们能成为一个独立完整的个体。而证明其独立完整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能比较准确地意识到哪些是自己的想法，哪些是别人的想法，哪些是自己的想象，哪些是客观的事实，并积极融入社会。如果原生家庭缺乏爱，或者长期溺爱孩子，孩子就会出现认知粘连，陷入思维迷雾，不能成为完整独立的个体。最常见的表现，就是分不清家庭与学校、父母与老师、个人与集体，甚至家与国的界限，常常会以对待父亲的心态对待上司，用对待家庭的心态对待国家。

我的妻子莉莉是中国人，她告诉我，古代中国人对地方行政管理人员有个特别的称呼，叫“父母官”，而皇帝则会把国家当成自己的家庭。我认为，这就是一种由移情作用所导致的认知粘连和思维迷雾。父母是父母，官员是官员，家是家，国是国，如果以要求父母的心态要求官员，或者反过来，官员把管理的对象都视为自己的儿子或者孙辈，无疑会造成天下大乱。

能够让自己的意识走出家庭，既是意识的成长与进步，也是对生命的展开。英国诗人赫伯特曾说：“蠢人在自己家里知道的事情，要比聪明人在别人家里知道得多。”如果我们的意识一直停留在狭小的家庭范围，或者以看待家的观念去审视世界，把对待家庭的情感转移到生活的其他方面，就会与现实严重脱节，成为一个蠢人。

家的意义

家，是人类所进入的第一个组织。

事实上，我们生来就属于某个家庭，这既不来自我们的自主选择，也不是家庭选择我们的结果。就算一些父母会与子女闹翻，彼此断绝了联系，但父母、手足、叔伯、姨舅之间的亲属关系却永远无法被斩断，这是其他组织所不具备的特征。

罗布特·弗朗斯特曾经写过一首名叫《雇工之死》的诗，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雇工在一个繁忙的割草季辞职，后来他染上了致命的疾病，就又回到农场这个“家”，想要在此善终。他到底有没有权利把农场当成“家”呢？农场夫妇就此展开了讨论。

丈夫说：“家，是一个当你想回去时，它就不得不接纳和收容你的地方。”

而他妻子的说法则略有不同：“我认为，家是一个即使你不配拥有，却仍然会继续给予你的地方。”

撇开这对夫妇的善良不谈，事实上，没有任何组织和机构必须雇用和接纳某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只有“雇佣”和“解雇”。而家就不一样了，与其他组织相比，家有着两点特殊意义。

第一，员工被某个组织和机构雇用，是因为他们具备相应的价值。就算在门槛最低的公司，如果你不能证明自己至少有他们需要的某种能力，也是无法找到工作的。但是在家庭中，即使你表现得没有多少价值，家也必须接纳你、包容你。这是家与其他组织和机构最大的区别。

第二个区别，是角色不同。家的首要角色是养育、照顾和支持家庭中的成员。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即使其他方面做得再好，也不能算是成功的家。而对于其他组织和机构来说，它们的首要角色则是生产某种可以销售的产品，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这个组织和机构就无法在竞争中生存。

作家玛吉·路易斯讲述过一个故事，很好地诠释了家的意义。

一天晚上，父亲接到了女儿从大学打来的电话，女儿因为违反校规被开除了。父亲对女儿说：“辛迪，我想你还是马上坐下一班飞机回家吧。”说完这句话后，父亲沉默良久，最后告诉女儿：“记住，当你退后几步欣赏一幅画时，阴影线通常会凸显出画的特色和美感。”

这番话是多么智慧、多么令人满怀希望啊，他没有训斥女儿所犯的错误，而是告诉她，生命中的灰暗遭遇也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位父亲向我们展现了，在孩子令家长失望时，家长也要接纳、关爱、支持和鼓舞他们。学校可以开除一个成员，而真正的家永远不会。

既然家与其他组织和机构的角色不同，那么，其中成员的角色也不会相同。如果我们的意识停滞不前，不能意识到家庭与学校、公司以及国家的界限和区分，就容易把家与其他组织、群体混为一谈。心智成熟的人，往往能够在生活中承担很多角色，并恰到好处，他们知道自己对国家的义务，对公司的责任，对朋友的诺言，对家庭的爱，他们不会以对待妻子的心态去对待其他女性，也不会以对待儿女的心态去对待其他人，他们总是能够恰如其分地担任各种身份，并不在不同的组织中完成角色的转换。

而对于心智不成熟的人而言，由于他们的意识还停留在家庭中，所以常常会从“家”的角度看待一切、解读一切。他们会把对“家”的感受和情感转移到学校、公司、国家或者其他的组织和机构中，不知不觉将自己的生活搞得混乱不堪。

讨厌女上司，是因为她讨厌自己的妈

我曾接触过一位患者，名叫珍妮弗·吉格莉尼，她25岁，职业是打字员。她是通过所在企业的员工协助计划，被送来就医的。就医之前，她已经在这家公司工作六个月了。在刚开始工作时，她表现得很好，但是三个月后，她就出现了效率低下、敷衍潦草、顶撞上级以及做事拖沓等问题。大部分公司在遇到这种状况时，很可能会直接解雇员工，但是，她所在的公司有相关的人才政策，并拨了大笔款项用于提高雇员的工作能力。如此一来，她就被送来了我这里。

初见珍妮弗时，我就在她身上发现了三个值得注意的特征。第一，她受教育的水平远远高出当前的职位要求。她是一名大学毕业生，业余时间阅读了各类书籍。在毕业两年后，她曾在另一座城市里担任过一家公司的基层主管。第二，她说话总是含糊其词。我问她为什么辞去薪水更高的管理工作，而成了一名打字员，她回答得语焉不详。而在询问她的父母和家庭情况时，她更是闪烁其词。第三，除去含糊其词这一点，她在其他方面还是很讨人喜欢的，我对她印象不错，也期待着后续的会面。

可是在她只来了三次后，公司员工辅导处的主管就给我打来了电话，说珍妮弗的工作表现取得了极大的进步。

“你创造了一个奇迹，问题都解决了。”他说。

我却很疑惑不解：“是吗？我还没找到问题的根源呢，如果我真创造了一个奇迹，那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奇迹。但是你既然说问题解决了，我想你们是不打算继续出钱让她治疗了，对吗？”

“嗯，”他的措辞变得小心翼翼，“如果她不需要治疗，我们当然不想再在这上面花钱。不过，如果她真有接受治疗的必要，我们还是会找你的。”

“既然如此，”我回答道，“她下星期过来时，我会和她谈一下。如果没什么特别的情况发生，我就会让她先回去。但是，我必须提醒你们，心理医生可不会相信什么‘奇迹’。”

在接下来的那次咨询中，并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对于工作改善的原因，珍妮弗也一如既往地含糊其词，说自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同时，她也表示想要结束治疗了。就这样，我们愉快地彼此道别。

但是在两个月后，那位主管又打通了我的电话：“珍妮弗的工作表现又差到家了。看来你是对的，没什么奇迹发生，她还需要进一步治疗。”

“好的，不过在那之前，能不能先说一说她的顶头上司是什么样的人？”我问道。

“她是一位50多岁的女性，性情平和，已经在公司工作了22年，并且安于现在的岗位，没有想再继续晋升。她是个很好的领导，非常关心手下的员工，总把员工叫作‘我的女孩儿们’。在她领导速记组后，部门的工作士气一直非常高昂。10年来，珍妮弗是她手下第一个被送来治疗的人。”

再次见面时，我就对珍妮弗宣布，我会毫不留情地追根究底，这样才能“撬开她的嘴”，找出她问题的根源。随着谈话的进行，我发现了一件事——她对自己的母亲很不满。在她口中，母亲就是个“神经兮兮”的人，总是没完没了地患着不明原因的病，一天到晚卧病在床。对于家里的事，母亲连一根指头也不愿意动，对于孩子，也是漠不关心。可是，当孩子没能按要求干完分派的家务活时，她却会大发雷霆。而珍妮弗的父亲则和母亲完全不同。他是个埋头做事的人，不光担任着一家企业的中层管理，还总是不知疲倦地干家务，比如修剪草坪、修理东西、打扫清洁和购物等。不仅如此，他还能巧妙地把家务变成游戏，总是和三个女儿一起玩得很开心。

“对女儿来说，他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爸爸。”珍妮弗这样说道。

在谈话中，我还从她嘴里“套”出了一个关键信息：她很不喜欢自己的领导。

“一头懒猪！”在谈到上司时，珍妮弗一反常态地飙起了脏话。

“懒？你说的懒，是什么意思？”

“她就只会坐在那里说说说个不停，连屁股都不挪一下。她就会指挥我们，就算有再紧急的工作，她也连键盘都不会碰一下。”

“你们速记组一共有多少人呢？”我问。

“总共12个人。”

“你把那位上司算在其中了吗？”我问。

“没有。她连午饭都不和我们一起吃，总是和经理们待在一起。可恶的贱货！”

“可是，她毕竟也是管理层的人，这样也算正常。她管理十几个女孩子，任务重大。”我尽量让自己的反驳更加温和。

“就算她不管我们，也不会出什么乱子，可是她却总是要评价我们的工作，没完没了地重复‘注意工作进度’，婆婆妈妈惹人烦。”

“但这不正是她的工作内容吗？”

“哼，要是她不那么多事，我们能干更多。”珍妮弗坚持道。

我还顺便“套”出了另一个信息，那就是她很少约会。

“我不是同性恋，也不是独身主义者，问题在于，很难找个值得让我尊重的男人。”她解释道。

而对于她为什么要辞去之前那份更有挑战性的工作，她没有透露更多，我唯一的收获就是，她以前的上司也是一位中年女性。此外还有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就是，她尽管还是不愿多讲，却似乎很喜欢我，很愿意和我谈话。

又做了6次咨询后，主管的电话又来了：“我想，这回你真的创造奇迹了。”他说，“刚一恢复咨询，珍妮弗的工作表现就又变好了。不过我打算再观察五个星期，看看她的表现是否稳定。”

“我不觉得她目前真能稳定下来，”我回答说，“我对她已经了解了不少，也猜到了发生变化的原因。坦白说，如果她继续治疗的愿望并不强烈，我也不会勉强继续。但同时，我有个建议。”

“请讲。”

“如果她又旧病复发的话，我希望你们准备好为她提供长期的治疗，我说的是为期一年、甚至两年的心理治疗。而且，请为她物色另一位心理医生，最好也是位女性。我希望你们能保证这两点，否则，我觉得在这个节点停止治疗并不合理。而且我还要提醒你们的是，更换医生后，她有可能不会进步得这么快了。”

“这是件大事。我很想答应你，不过我还要和她的上司谈谈，也需要和人事部门商量一下。”

公司同意了我的建议，于是，在后面的那次咨询中，我把和主管的对话内容告诉了珍妮弗。

“为什么必须是一位女性专家呢？”她这样问我。

“因为，我确信你把自己的上司和母亲混为一谈了。”

“这真是荒唐！”她立刻反驳道，语气十分强硬。

“怎么会荒唐呢？你对她们都同样不满。在谈论她们时，你给出的评价也很相似。你会骂她们，还反复说她们‘懒’。”

“但她们是两个人啊。而且我妈妈也不是真那么懒，她身体有病，你是知道的。”

“你真的相信她整天都在生病吗？”我反驳道，“其实你心里很清楚，你母亲只是假装生病，并以此作为偷懒的理由。我觉得你是在用恶劣的工作表现，作为对母亲的回击。”

“但是我现在的表现变好了，”珍妮弗提出异议，“主管不是对你说了吗。”

“那么，你认为这是因为你不再讨厌自己的上司，还是为了让我高兴？”

讨好男心理医生，是因为她喜欢父亲

珍妮弗显然不接受我的推断。

于是我继续说：“那你觉得，自己这两次进步是因为什么呢？就算你对上司的看法一点没有改变，但只要一开始见我，你就进步了，对此你自己也解释不清楚，对不对？据我分析，你不仅把母亲和上司的角色混为一谈，还把我和你父亲的角色混为一谈了。因为你很爱父亲，所以拼命想让他高兴。同样，你一来见我，工作状态就变好了，是因为你非常想让我高兴。在你心里，你把公司当成了家，把上司当成了母亲，所以你讨厌她。但同时，你也把我当成了父亲，而且，比起回击母亲，你更想要取悦我，所以你在见我后工作表现就变好了。这就好像是在你小时候，大部分时候之所以会乖乖干好家务活，不是因为忌惮母亲，而是因为喜欢父亲。”

“这说法实在太蠢了！你不是我爸爸——这点我再清楚不过了。”珍妮弗继续反驳我。

我又试着给她解释：“从理智上说，你当然知道我不是你爸爸。就像在理性层面上，你也清楚上司不是你妈妈。但从潜意识的角度说，你却是另一种想法。我所说的这些，都是你潜意识的反应，而真正控制你行为的，也正是你的潜意识。”

“全都是废话！”珍妮弗回答道。

然后我们都不说话了，半晌后，我主动开口：“那么，你今后希望怎么样呢？是继续治疗呢，还是想做个尝试，试一下在见不到我以后，你的工作表现会怎样？”

这一次，珍妮弗的语气放松下来：“我很喜欢你，”她顿了顿，“我确实很喜欢你。但是每周开车来治疗也很麻烦，而且我现在工作的表现还不错，应该不用继续了。”

“如果你再次状态不好呢？”

她想了好一会儿，然后试图和我谈条件：“我不能再来看你了吗？”

“你需要一名女心理医生。”我强调说。

“那我干脆辞职吧。”

“你当然可以辞职，”我先是表示赞同，然后话锋一转，“但那并不能解决问题，是不是？我认识一位很棒的女心理专家。如果能听到你转去她那里咨询，而不是逃避问题，我会很高兴的。”

“好吧，”大概是为了取悦我，珍妮弗改口说，“如果我表现又不好了，就去找你的那位女性朋友。”

果不其然，她很快又旧病复发了。我向她推荐的是娜丁·高施米特，一位弗洛伊德学派的著名精神分析专家，我还请求娜丁能在结束治疗后，向我通报治疗结果。两年后，应我的请求，娜丁给了我一份很认真的通报。

亲爱的斯科特：

很高兴你能把珍妮弗·吉格莉尼介绍给我。这真是让我感到非常满意的一则治愈病例。你对问题的判断非常准确，不过我必须承认的是，在专业上，我真的有点嫉妒你。从第三次咨询开始，我就判定她的问题在于：母情的负向移情。

由于她把对上司的不满转移到了我身上，她对上司不那么抗拒了，所以，她的工作表现又渐渐变好了。不过，也正由于她对我的不满，让一周两次的会面变得有些艰难，无论是对她还是对我。但我们还是坚持治疗，于是在9个月后，我们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她终于意识到，对我的不满其实并不合理。当然，在想通了这一点后，她也就能一直正常工作了。

最为难得的是，她还逐渐发现了一点：从很多方面来说，她的父亲其实是个懦弱的人。他的行为不但纵容，甚至还鼓励了妻子的心理病态。在此基础上，我们解决了她对“好家长”和“坏家长”的判断标准。虽然，父亲在她心里变得不再完美，但从那以后，她终于学会了用更现实的眼光去看待男性。现在，她已经开始约会了。

而从一年前开始，她和上司的关系也明显改善了。在上司的推荐下，她在市场推广部获得了一次晋升。现在，我们已经终止了治疗。我们约定好，在遇到困难时，她随时都可以回来找我，但我相信，她自己也能做得很好。

又治愈了一位患者，这种感觉总是很棒的，对不对？再次向你表示感谢。

祝好

娜丁

负向移情与正向移情

相信看过珍妮弗的故事后，我们都明白了家与企业组织内的角色混淆问题。站在珍妮弗面前的是谁？从理智上，珍妮弗会说：“这当然是我的上司。”然而，由于移情作用的影响，她却用行动给出了另一个答案：“我妈妈。”

关于移情作用，我的定义是：“移情作用，是人在童年时期发展出来的一套对外界问题的反应方式。这套方式在当时会很奏效，但如果将其转移到成人世界中，则难以适用，会成为过时的心灵地图。”

在珍妮弗的案例中，她先是把对母亲的不满转移到上司身上，接着又把它转移到了娜丁身上。由于这种不满情绪的来源是她的母亲，因此我们可以把它称作：母情转移。这是一种很特别的负向移情，它使得珍妮弗很难与年长女性建立良好的关系。不过，我认为她的行为还反映出了另一种移情，那就是父情的正向转移。也就是说，她把对父亲的感情转移到我身上，总想取悦于我。

当某人把你当成他的“好妈妈”或“好爸爸”时，你们之间的相处当然比较愉快。但是和负面移情一样，正面移情同样会对人际关系造成影响。就像在珍妮弗的案例中，由于她对我有着不适当的取悦心理，使得她的工作忽然突飞猛进。可事实上，问题并没得到解决。不仅如此，由于这种突飞猛进的改善，她反而失去了解决问题的动力。所以，当那位主管将一切归为“奇迹”时，作为心理学家，我很清楚这其实是“移情效果”。此时出现的效果，只是由于患者改变了她移情的方式，并不是她的状况真的有了改善。

有些时候，移情效果会显得非常诱人。在上面的个案中，我其实考虑过向珍妮弗的主管提出建议，把她调到别的部门，并安排一位男上司。但是，这种方式或许能暂时解决问题，但是在漫长的人生中，她总归还有可能会面对另一位女上司。届时，这种浮于表面的解决方式自然就会全线崩盘。而真到了那个时候，无论是珍妮弗还是公司，都将蒙受更大的损失。

更重要的是，在组织机构中，即便是正向移情，也会带来虽不易察觉，却极具毁灭性的危险，且这种情况非常普遍。想象一下，由于正面移情的影响，下属可能会对你非常崇拜，永远那么听话，讨人喜欢——这是不是很诱人呢？被人当作“好爸爸”或“好妈妈”的感觉当然很好，但是，称职的管理人员不会选择那些逢迎的下属，而更会希望下属们能用适当的方式，表达出对上司的批评或反对。而正向移情恰恰扭曲了正常的上下级关系，也让组织丧失了可贵的活力，以及充满创造性的碰撞。

现实中，正向移情的员工由于很讨上司的喜欢，常常会得到晋升，但那些职位往往是他们无法胜任的，反而给自己造成更大的痛苦。并且，在一个方面有正向移情的职员，很可能在另一个方面存在负向移情，而这种负向移情则会对组织造成不良影响。比如，作为一位掌管市场推广部门的女性领导者，你的年轻女助理可能很讨你喜欢，并能帮你解决很多问题。但与此同时，你可能会有一种感觉，感到会计部总在找你麻烦。你的助手把会计部的男性领导称作“铁公鸡”，而你也常常深以为然。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种可能，那就是在无意间，你助手的负面移情引发了你与财会部门的冲突。而这很可能是因为在她的潜意识里，把你当作了“好妈妈”，而把那位男性领导当成了“坏爸爸”。

如果说正向移情导致的损失，是发生在不知不觉间的，那么，负向移情的长期干扰则是显而易见的。很多人在坐上领导的位置后，很快就会发现：总有那么一两个手下，他们不是无缘无故的消极怠工，就是像珍妮弗那样无端的拒不配合。这是因为，你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他们负向移情的受害者。弗洛伊德最早发现了这种病征，并将其命名为移情作用。虽然比起普通人来说，心理医生可谓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也会这样告诫自己的学生：“除非你当上领导，否则永远也不会真正明白什么是移情。”

在所有的移情作用中，当属父情和母情转移最为常见。由于领导者在公司里的地位和父母在家中的地位非常相似，都是处于一种比较权威的位置，所以，领导者很容易被员工当作他们的移情对象。但在有的时候，在领导者身上也会出现一种截然相反的现象，那就是子情转移。也就是说，上级会用对待自己孩子的方式来对待下属。比如珍妮弗的上司，就会把女性下属称作“我的女孩儿们”。也许这正意味着，她会把对于子女的感情，转移到像珍妮弗这样的下属身上。

我曾接待过一位大学物理系主任，在一位女博士生向他申请暂时中断学业时，他勃然大怒。这种愤怒其实很没道理，但渐渐地，我发现那位博士既是她最优秀的学生，也是他口中的“可爱金发女孩”。在很大程度上，这位学生的存在大大提升了这位主任的自我满足感。后来，我花了很大力气才说服他：作为导师，他扮演的角色与父亲完全不同，所以把二者混为一谈，是很不适当的。而这位没有子女的导师，他在挣扎了很久后才向我坦白，自己是一直多么渴望能有一个女儿。

兄弟之间的移情作用

除了子女对父母或父母对子女的移情作用外，兄弟姐妹之间也会出现移情作用。就在珍妮弗被成功治愈后不久，她公司的人事主管又给我打来电话，但这次是公司总裁想约我见面。当时，我正准备逐步退出治疗一线，但由于对这次会面的原因非常好奇，我还是欣然前往。

见面后我得知，这位总裁希望我能帮他解决两位副总裁间旷日持久的冲突。其中一位是主管销售的副总裁恩尼，另一位是负责广告策划和包装设计的副总裁安戈洛。虽然这个案例让我很感兴趣，但是却会花费我太多时间，于是，我向他们推荐了杰克·卫泽尔，他是一位产业心理学家，同时也是一位企业管理顾问。

杰克花了两个小时与公司总裁详谈。通过谈话杰克得知，这位总裁已经为这两人的问题找他们谈过四次了，但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杰克问：“这两个部门本身是需要紧密合作的，但它们所需要的人才却大相径庭。你有没有告诉过他们，在角色分工中，精诚合作既是他们的本分，也是工作的一部分？”总裁略带尴尬地承认，自己对此并没有说太多，因为他觉得，这在职位描述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恩尼与安戈洛理应深谙此理。接着，杰克又提出一个严峻的问题：“假如他们中的一个甚至双方都不愿合作，你会不会决定解雇某一个，或是全部解雇呢？”虽然回答得非常勉强，但总裁也不得不承认，这是唯一的选择。

最后，杰克提出与两位副总裁同时见面，向他们明确强调合作的必要性，并且，还要直言不讳地警告他们：公司为他们找来产业心理医生，这相当于最后通牒。如果他们仍然不能合作，就将面临失业。

在接下来的一周中，杰克又分别和这两个人谈了话。和他预想的一样，这两个人都年富力强、能力出众。恩尼比安戈洛稍大几岁，在安戈洛口中，恩尼是个虐待狂，总是找他麻烦，不停地向他施压，百般苛求；而按照恩尼的说法，安戈洛是个喜欢冒进的财迷，为人自私，贪得无厌，总想占便宜。不过，对于彼此的职位，二人从来没有觊觎之心。杰克给了他们每人一份“布里格斯性格测试题”，限他们两天之内完成，然后用快递送给杰克。他还向这二人解释说：他们的试卷将被打分，并进行分析。最后，杰克相约十天后再和他们一同见面。

再次见面时，杰克各自给了二人两份报告副本，内容包含了二人性格测试的分析结论。他让两位副总用15分钟的时间，安安静静地读完报告，并认真思考。根据测试结果，安戈洛的性格属于直觉型，并在一定程度上偏内向。也就是说，他才思敏捷，擅长于在宏观层面上进行思考，而不喜欢处理细节，很适合从事艺术类行业。另一方面，恩尼则属于高度外向型人才。具体来说，他很善于和不同的人相处，心思细致，关注细节，是很好的组织者，并且很喜欢建立规则。

大约15分钟后，杰克打破了沉默：“看过之后，请问你们有什么想法？”

“这个报告看起来很正确！”尼恩马上回答。

“这个测试的准确性，实在令人惊讶！”安戈洛也明确表达了赞同。

“你们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对吗？”杰克评价说。

到了这个阶段，安戈洛意识到，恩尼的性格很适合做销售——不仅适合做销售员，更适合做销售经理。而另一方面，恩尼也承认安戈洛天生就适合做设计——单凭直觉，他就知道该怎样去领导广告人员，并包装产品。

“所以，你们并不会垂涎对方的职位，”杰克紧接着又问，“但是，仅从这两份测试报告看，你们能说出谁更出色吗？”

两位副总裁都认为，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人，实在无法一较高下。杰克进一步说：“这些完全不同的性格是怎样产生的，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我们能确定的是，不同类型的工作，正需要不同类型的人才。通常来说，在同一公司的管理层中，容纳的人才类型越多，这个组织也就越健全。当然，前提是这些不同类型的人才，能学会互相合作。”

尼恩和安戈洛不约而同地露出了笑容。杰克趁机告诉他们，他们必须尽快进行下一次谈话，并约定三天后再见。分别前，杰克说：“下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会让你们谈谈自己的童年。希望你们先好好回忆一下，将那些有趣和有意义的童年往事尽量详细地告诉我。”

再见面的时候，安戈洛告诉杰克：他是家里的老二，自己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他哥哥总是欺负他，常常突然跑过来打他。他说：“我实在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也许他天生就是个虐待狂。直到现在，我都能从他身上看到这种倾向，他总是喜欢找人麻烦。”

与安戈洛不同，尼恩是家里的老大，还有一个弟弟。他说：“我父母对我十分严厉，可是对我弟弟却很宽容。事实上，弟弟很会利用和操控父母，每次犯错后，他总能逃避惩罚，平日里，也能从父母那得到他不该得到的东西，而我则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

听完他们的回忆，杰克的话也转入了重点：“现在，让我们把事情梳理一下。在形容自己兄弟时，你们都用了一些词。而你们或许还记得，自己在第一次单独咨询时，也用了类似的词来形容彼此。安戈洛，你把尼恩也叫作‘虐待狂’；尼恩，你说安戈洛很自私，总想占便宜。下面，我要让你们做一件或许很不自在的事情，请你们静默一分钟，然后睁开眼睛直视对方。”

在他们互相对视时，杰克语气温和地说：“安戈洛，你哥哥过去确实像个虐待狂，也许直到现在也还是一样。但现在请告诉我，你眼前这个人是谁？你看到的，是那个虐待狂哥哥吗？”

“这个嘛，恩尼年纪是比我大。”安戈洛显得有些局促，“我总觉得他在为难我。不过我现在也想不起他是怎么为难我的。可能，并没发生过什么大不了的事。”

“恩尼，”杰克又说，“毫无疑问，我觉得你弟弟是个贪婪自私、善于控制别人的小人。看看现在你眼前的人是谁？他是不是那个总想占你便宜的弟弟？”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恩尼的神情也有些尴尬，“我总是关注公司的统计报表。自从安戈洛和我一起在总部工作后，我们就一直在说对方部门占了太多预算。但这会不会是因为我关注过度了，我也不确定。”

为了方便他们了解自身的问题，杰克向他们解释了心理学上的“移情作用”，然后，又预约了三天后的见面，这一次，他叮嘱他们：“你们在公司碰面时，我希望你们都能扪心自问：‘眼前的这个人是谁？他和我兄弟一样吗？还是说，他只是一个和我不一样的人，他也只是在尽职尽责地工作？’”

再次见面时，两个人虽然看起来仍然有些拘谨，但口径却很一致：“我现在还没办法确定，我还需要时间再看看。”不过，他们都承认一点：“可能确实有移情的情况”，并且也都觉得那“有点意思”。

杰克也认为距离他们搞清问题，确实还需要一些时间。于是他又做了另外一项安排，他设计了一个表格，让两个人开展“头脑风暴”，在表格中写下自己的兴趣爱好。根据表格，杰克发现：这两人都对体育活动知之甚少，不过，他们偶尔都会去钓鱼。不同的是，安戈洛喜欢在溪边钓鳟鱼，而恩尼更愿意到海湾钓比目鱼。

“好了，让我们制订个计划吧。”杰克宣布说，“首先，我希望你们在见面时都能像之前那样继续问自己：‘他是谁？我是在和谁说话？’然后，我会每隔两星期约你们一起见面，直到我确定你们的问题解决了，不再需要治疗为止。在这期间，如果出现任何让你们关系恶化的事情，你们要马上联系我，我会安排紧急会面。这是你们的义务，明白了吗？”

他们都表示同意。

“另外，”杰克继续说，“你们每个月都要安排一整个工作日，去一起钓鱼，垂钓地点需要在溪边和海湾之间切换。如果是在冬天天气不好的时候，你们可以安排去适合钓鱼的地方，但是，这些活动都必须占用工作时间，而且费用也由公司负责。”

“为什么一定要在工作时间呢？”恩尼立即大声问。

“是啊，为什么要占用工作时间呢？还要公司负担费用呢？”安戈洛也紧接着发问。

尽管他们如此不同，但作为公司一员，这两人现在看起来倒是团结一致。杰克回答道：“你们看，在冗长无聊的职位描述里，‘精诚合作’是最重要的一项要求，也是你们工作的一部分。所以，你们必须重视我的安排，并且花时间去按我说的去做，而且，必须是在高效的时间——也就是工作时间。”

“但是，如果我们的总裁不同意呢？”年纪稍长的恩尼有些顾虑。

“你们先和他谈谈。如果他不同意的话，就马上给我打电话。一个小时之内，我就会站在他面前说服他。这件事非常重要，绝对重要！”

计划进行得很顺利，需要紧急会面的情况也并没有出现。

两个月后，杰克取消了两周一次的心理咨询。而在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恩尼与安戈洛每月都坚持一起去钓一次鱼。然后，渐渐地，他们再也不需要这种刻意的安排了。当然，因为他们是不同类型的人，所以不可能成为很好的朋友，但是，却可以成为很好的同事，成为合作无间的工作伙伴，并深深地敬重对方。

其实，恩尼与安戈洛之间的情感转移，可以说是客观条件造成的。个性越是不相同的人，彼此愈难心领神会或产生共鸣。当他们无法相互了解时，就很容易把内心隐藏的怨恨、怀疑和厌恶，投射或转移到对方身上。况且，销售和广告虽然是紧密联系的两个部门，但需要的人才和专业技能却很不一样，置身于这样的组织结构中，他们之间也就很容易产生矛盾。不仅如此，他们两人的性别、年龄，以及性格特征又与对方的家庭背景十分相似，于是，他们便都落入了情感转移的陷阱。

杰克对问题的处置十分迅速有效，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恩尼与安戈洛并没有真的“痊愈”，“痊愈”的只是他们之间的关系而已。而更多移情病例的处理，无法这样简单。比如，我虽然已经向珍妮弗解释了移情作用对她的影响，但在她身上却没什么效果。只有当她又找到了一位新的移情对象（她的治疗师），并在治疗关系中克服了移情时，她的问题才得以解决。但这种治疗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所以，对于恩尼与安戈洛来说，也许有一天，他们又会再度踏进移情的陷阱中。

从心理分析师的角度看，杰克的“治疗”虽然相对简单，但他的处置手段却像外科手术一样精准。在一定程度上，他甚至采用了一种“治疗模式”，比如他设定了定期约谈和紧急会面，而他的治疗对象其实不是某一病患，而是整个组织系统。不是所有产业心理学家和管理顾问都有这样的功力，杰克向人们展现了一位真正专业的“心理医生”所能达到的成就。他在自己的领域里，无疑是优秀的。

这种治疗的成本效益（性价比）极高。据我估算，杰克向公司收取的服务费用大约在5000美金，而公司大约还需要支付另外5000美金，来报销尼恩与安戈洛垂钓旅行的开销。可从另一个角度说，如果公司想解雇他们，哪怕只是其中一位，不仅要支付离职金，还要寻找并培训适合的人才，以便顶替他们的工作。况且，因为二人都是长期身居高位的管理人员，替换他们不仅会大大减低公司的生存率，更会产生100万美元以上的直接经济损失。幸好，这家公司的总裁做出了明智的决定。但同时还有着许多存在问题的机构，却一直讳疾忌医，不愿寻求治疗，就像许多有着问题的个人一样。

暴躁的父亲，势必养出懦弱的儿子

人们除了会对某个人产生情感转移，还可能会把整个组织都当成情感转移的对象。

克劳德就是这样的。在向我咨询前，他搜索了相关的心理学知识，觉得自己患上了“广泛性焦虑症”。他的诊断是正确的。在和我见面时，他的双手和声音都在不停颤抖。他是我见过的最胆怯、最懦弱的男人，但同时，又是一位非常聪明、且极具创造力的机械工程师。

造成克劳德焦虑的原因，可以从他的家庭背景清晰地看出。他生长在加拿大法语区的一个偏僻小镇，是家中的长子。家里的经济状况非常不好，父亲生性残暴，对他既严苛又粗鲁，只要他做得有一点不好，就会遭到无情的毒打。

除此之外，经济压力也是让克劳德感到焦虑的因素。而他焦虑的理由非常充分，他的妻子没有工作，还有一个年仅5岁的女儿。他年薪有两万美元，但即使是在20年前，对于一位34岁且拥有热门专业硕士学位的人来说，这个收入着实不高。从进入那家公司开始，3年过去了，他的薪水就没有增加过，甚至与其他同资历的同事相比，他的薪水更低。但是，公司却总是把很多困难的项目指派给他，这听起来很不公平。当我进一步询问时，他只是轻描淡写地告诉我，在一年前，他也曾向公司提出加薪，但却被断然拒绝了。那以后，他就不敢再提了。

由于克劳德一直在抱怨和钱有关的问题，我便尝试着指出他自身的误区：“我知道你感到害怕，但就算进行治疗，也不能消除你的恐惧，除非你自己能克服它。如果你真不敢再提加薪的事，那么也许就是你离开的时候了。很明显，公司就是看你好欺负。如果他们不想付给你合理的薪水，那这份工作就没有前途，不如开始找新工作吧。”

听完我的话，他给自己找出了各种理由：他说自己不会制作简历；他不能在上班时间，用公司的电话找工作；他没钱搬家，而附近地区又没什么好工作……但是，在我的不断施压下，他终于在六个月后开始发送简历了，并拜托在其他公司任职的朋友为他留意职位。

就在他想跳槽后的两个月，他告诉我：“现在，我真碰到了难题。我在其他公司申请到了一个职位，年薪2.3万美元。工资虽然是涨了，但是我必须搬家，这至少要花3000美元。另外，我其实不想搬家，因为我不知道那份工作是否稳定，有没有意思，我很喜欢现在的工作。不过，每年多挣3000美元也还是不错的，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选。”

“那你为什么不向现在的公司和盘托出？”我提议，“告诉他们，你找到了新工作了，薪水能增加15%，如果他们不愿意出相同的价钱，你就打算辞职了。”

“我不能那么做。”克劳德显得很骇然。

“你当然可以。这件事你可以找谁谈？”

“我不知道，估计应该是我的顶头上司，不过，更可能是他的上级，也就是工程部的老大，当然，还可能是人事部主任。我也不清楚。”

“所以你在害怕，但你害怕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一个整体，也就是公司的各层管理人员。”

“好像确实是这样。”克劳德可怜巴巴地回答。

“你只不过是对公司说出自己的真实处境，为什么要害怕那些人呢？”

“我也不知道啊。”

“嗯，我觉得……见鬼！”我陡然提高了音量，“你到底在怕什么？！”

克劳德像是受到了惊吓，一不小心脱口而出：“我就是怕谈判。”

“谈判到底有什么可怕的？是怕被拒绝吗？还是怕自己会有什么损失？”

“不，都不是。我就是不能，就是不能。”他重复着。

到这里，我渐渐厘清了头绪。于是问他：“你和你的父亲会谈判吗？”

“不会。”

“为什么不呢？”

“就是不能。”

“那你要是想谈，他会怎么样？”

“会揍我。”

“那如果你和公司谈，有谁会揍你吗？”

克劳德露出疑惑的神情：“应该不会。”

“为什么呢？”

“嗯……我想……我想那是违法的。”

“什么是违法的？”

“我的意思是，法律不允许打人。”

“你想说的真的是这个吗？法律本来就会惩罚殴打别人的人，除非是在偏僻小镇上，残暴的爸爸揍他的儿子，只要没打断骨头，或许才没人理会。在理智上你很清楚，就算你找公司谈判，也没人会揍你。但你内心的感觉，又是怎样呢？”

治疗以来，我第一次看到克劳德的眼神变亮了，他也知道自己的治疗在此刻有了突破。他告诉我：“我的感觉，就像他们会揍我一样。”

“就算你明知道他们不会，仍然有这样的感觉？”

“是的。”

为了让他了解问题所在，我向他解释了“移情作用”的概念，并告诉他，这种心理感觉虽然是不真实的，但却会激发出真正的情绪的力量。克劳德也意识到，他是将对父亲的情绪转移到了公司身上。

我对他说：“公司不是家庭，他们不会像对待儿子一样对待你。当然，公司可能会对员工好，也可能对员工不好，但是却不可能像恶劣的父母对待孩子那样对待员工。”

虽然我的努力并没能消除他的恐惧，但却让他看清了问题的源头，明白了这种恐惧是没有道理的，这给予了他足够的力量去克服恐惧。3天后，克劳德向主管和工程部主任说明了情况，很快，公司给了他答复——他将以2.5万美元的年薪，留任现在的职位。

又过了6个月，克劳德终止了治疗。此时，他已经成长了很多。虽然，他还会时常感到焦虑，但比之前改善很多，他甚至开始渴望找新工作，并乐于谈论薪资了。又过了4年，我再一次听到了他的消息，那时，他已经又换了两份工作，当时正在一家小型专业公司担任副总经理，主管研究与开发。而他的薪水也涨到了每年4.5万美元，并且持有了公司内部股票。

事实上，并非只有员工才会对组织产生情感转移，在很多案例中，高层主管往往也会把组织当作自己的“孩子”。尤其是在白手起家的公司，或是经历过从小到大过程的公司中，这种现象非常普遍。不过，在一些个案中，即使有些企业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CEO还是难免如此，他们往往会用很特别的眼光去看待公司。这种把组织当成个人特殊的、私有的、如同子女的心理现象，曾经对很多机构甚至国家，造成过灾难性的打击。

关于移情作用的五点说明

在这里，针对移情作用，我们还需要做几点简要的说明。

第一，比起其他机构，某些特定类型的公司更容易滋生移情作用。最为典型的就是家族式企业。

家族式企业的种类有很多。在这里，我想以我自己的公司为例。根据法律，作为一个企业，公司必须同时具备老板和雇员，刚开始时，我的公司里就只有两个人：我本人担任总裁，而莉莉则担任经理。因为同为公司老板，我们也共同分担管理职能，我负责产品，而莉莉则负责行政。后来，我们雇用了三个员工，他们各司其职，但都不承担监管的职能，负责这方面的一直是我和莉莉。尽管我和她的分工各有不同，但是在管理内容上，又有很多重叠的部分，因此很难说谁手中的权力更大。虽然在名义上，我们的头衔并不一样，但实际上，绝大部分公司事务都是我们共同决定的。

这样运行了一年以后，无论是我们两人之间，还是三个员工之间，都爆发了明显的冲突。这时，我们才发现了一个事实，一个之前我们从未意识到的事实——我们的公司结构更像是一个家庭，成员是一对“父母”和三个“孩子”。这种结构本身说不上坏，相反，对于一些特定公司来说，它可能反而是最好的结构。而对于我们来说，它却会滋生出移情。在意识到这一点后，我们又费了很大力气解决问题。当时，我们制定了这样一条规则：公司里的每一个人，都必须警惕家庭式互动。这样的苗头一经发现，我们就要用最快的速度把它消灭在萌芽阶段。因为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企业，而不是一个家庭。

对于所有的管理者来说，无论自己是否身处于家族式企业，都必须考虑到组织结构是否会诱发移情，也必须警惕组织可能存在的家庭倾向。

第二点，我需要强调一件事，那就是并非所有的移情作用都是单纯的。虽然移情作用给人的感觉是不恰当、不切实际、不真实的，但其中也有一些感觉是正常的，并非是病态的。

以我本人为例，在27年前，我就曾经历过一次移情作用，那也是促使我坚定地走入心理学领域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我和所在部队的长官史密斯将军的关系十分恶劣，我们之间存在很多冲突，这也让我感到极其焦虑。在那些日子里，我本能地对史密斯将军恨之入骨。尽管我们不常碰面，但是每晚入睡前，我都会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心中历数他的问题。在我眼里，他就是罪恶的代言人，一个彻头彻尾的恶棍。

后来在经过心理治疗后，我才意识到在某些情况下，我所认为的那些卑劣行为，其实只是史密斯将军在行使职责，完成他自己分内的事情。我还发现，自己内心深处一直对父亲存在怨怼，所以在无意识中，我竟混淆了父亲和史密斯将军的角色。尽管我并不笨，而且还接受过心理学教育，但是在我身上，还是出现了这种极为典型的负向移情作用。

移情作用是对现实的扭曲，是不真诚的行为，大多数也确实是病态的，但并不能因此认为它是无中生有。移情作用或多或少都有着现实的影子，并不像神经分裂症那样彻底与现实脱节。还是拿我的经历来说吧，抛开我父亲的问题不谈，史密斯将军本身也的确心胸狭窄，让人厌恶，因此我不喜欢他，也是件很正常的事情。而真正不正常的，其实是我这种感受的强烈程度。和我同级别的还有很多人，他们也都不喜欢史密斯将军，但只有我一个人会为此夜不能寐，躺在床上咬牙切齿。对现实的浮夸，是移情作用的本质，而这种浮夸，则是源于内心积压的情绪。

第三点要说明的，是所有的移情作用都与角色混淆有关。珍妮弗把上司和自己母亲的形象混为一谈。而分管不同部门的恩尼和安戈洛，他们把各自的职业角色和家中兄弟的角色混淆在一起。至于我，又时不时将史密斯将军正常的职务权力，和父亲对家人的不当控制弄混。在这里，需要特别澄清的是，移情作用不是唯一的一种角色混淆，这个道理反之亦然，也不是所有的角色混淆都会导致移情。

在任何公司中，职位越高，意味着要扮演的角色也更加复杂。事实上，对于高管们来说，他们职务的首要特征，就是角色的多样性。比如作为一名非营利机构的理事会成员，我首先要扮演好机构理事的角色，除此之外，我又会时不时地成为资金筹集人、教育工作者、市场营销员，或者是产品开发顾问。尽管其中一些看起来有些矛盾，但是作为管理者，我们需要经常意识到自己角色的转变。所以在一些时候，我在正式进入话题前，会先讲这样的开场白：“我现在是以筹款人的身份对你说话。”而在谈话过程中，我也可以故意转移话题：“我现在想站在顾问的角度上，就新的培训项目谈些看法。”

上述做法的作用在于，可以帮助我们在沟通过程中，尽量避免角色混淆。

第四点需要说明的，就是“冲突”。负向移情会导致冲突，就像珍妮弗与上司之间的冲突，恩尼与安戈洛之间的冲突，或者是我和史密斯将军之间的冲突。而在这里，我们有必要从一个更为宏观的角度去看待冲突。

想要分析冲突，可供我们参考的资料众多，也都颇具价值。不过，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这些理论的内容难免会互相矛盾，这时，就需要我们运用自己的智慧去加以甄别。

有一种理论，把冲突分为五种类型，分别是：个人内在冲突，人际关系冲突，个人与组织的冲突，组织内部冲突，组织和组织之间的冲突。这种分类乍一看很科学，仔细思考就会发现，它并不符合实际情况。

按照这种分类规则，单纯的个人内在冲突只会发生在个人的心中。比如说，我想在天黑之前写完这一章的内容，但又想趁太阳还没落山去散个步。这样的冲突看似不会影响到别人，但实际上，我们所遇到的冲突，是很少能如此单纯地停留在个人心里的。现实中，个人内在冲突往往会发生外溢，从而演变为人际关系冲突。在珍妮弗心里，就存在着一种内在冲突，那就是“好家长和坏家长”的冲突，即她对于父亲和母亲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后来，这种内在冲突演变为她与上司之间的矛盾。而在有关移情的众多病例中，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根据分析表明，很多人都会把自己的内在冲突投射到某个人身上，由此，个人内在冲突就变成了人与人之间的角力。

面对克劳德的案例，我们会先考虑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冲突。而面对尼恩与安戈洛的矛盾，我们又会先把它划分进人际关系冲突。就像个人内在冲突会外化为人际关系冲突一样，在很多情况下，人际关系冲突又会延伸为组织间的冲突，比如市场部与销售部的冲突。最后，矛盾就会爆发在恩尼和安戈洛负责的部门之间，甚至是其他互有竞争关系的部分之间。

冲突本身可以是正常的、必要的、健康的，当然也可以是完全相反的。对此，我们需要牢记的一个要点是：某些类型的显性冲突，可以是高度健康，并且高度文明的；反之，在绝大部分时间，隐性冲突或者缺乏冲突，却是不健康，并且是不真实的。比如克劳德和公司之间就存在着一种隐性冲突：一方面，公司并没给克劳德应有的待遇；另一方面，克劳德也不敢开口提要求。只有当克劳德把冲突摆到桌面上，并且用坦诚的方式加以处理后，他才取得了对自己有利的结果。然而在那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移情作用使他不敢让冲突表面化，这也让他自己蒙受了不少损失。可见，移情不仅会阻碍合理冲突的发生，同时也可能引发负面冲突。

因为移情而产生的冲突，可谓是多种多样，但通常都是有违健康与真诚的。之所以会这样，是源于一个很重要的事实——移情作用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无意识的扭曲行为。

关于移情作用，第五点需要说明的是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冲突。不同组织也会把情绪投射到彼此身上，当组织之间发生冲突时，诱因中往往就包含了移情这个元素。

有一种组织间的角色冲突非常常见，那就是存在于政府部门与商业机构之间的冲突。相对于公司来说，各级政府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监管角色。我曾应一家大型国际公益公司的要求，就这个问题在两百名管理人员中进行民意测验，结果显示，超过半数的人都会或多或少地埋怨政府，原因是认为政府会干涉他们的工作。据我所知，政府部门对这些公司的干涉，其实非常合理，也并不存在越界问题。但就是这些聪明睿智的管理精英，竟然连这么简单的事情也看不清楚，他们就像是处于青春期的孩子，总是想挑战父母的家庭权威。“别管我，我早就不需要你们管了。我已经长大了，完全能安排好自己的生活。”这些潜台词是不是很熟悉？

说到组织间的冲突，最极端的例子莫过于国家之间的战争。战争是一种复杂的、不文明的社会现象。为了更好地了解国家行为，我们必须辨识出这些行为中所包含的移情因素。即便是站在宏观层面上，我们也需要不断自省：“我们此刻对面的是谁？”在面对某个国家时，我们心里是不是已经自动把它当成了父母、孩子或兄弟姐妹？在国际关系中，这样的例子很多，想想看，美国是不是在用一种家长作风对待越南，用一种兄弟竞争的心态对待欧洲，用一种对待叛逆的青春期少年的态度对待很多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