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基本的、核心的、至关重要的任务，是把我们从单纯的群居生物转变成真诚共同体生物。

建立一种真实而真诚的人际关系，几乎贯穿了我的整个人生旅程。我深知，虽然人们沉浸其中的时间不是太长久，但这就像悟道，一旦有了这样的生命体验，那生动而真实的感受，就会永远铭刻心间，起到强大的治疗作用。这时，你看待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但同时，我也知道，人类惰性的力量是强大的，它会反复地将你拉回到传统的行为方式或者老套的防御模式之中，让你的心灵再度变得僵化和封闭，重蹈覆辙。为了维系良好的状态，人必须在自我觉察和自我维护上持续付出努力。

每个有机体都在努力寻求生存，生命永远伴随着紧张感。在生理学水平上，这种持续寻求生存的状态被称为内稳定状态。每个生物，无论是猫还是人，在睡眠和清醒、休息和锻炼、消化和狩猎、饥饿和饱腹感等方面都存在对立关系。若想维持真诚的关系，就必须生活在不间断的努力之中。人类渴望真正的真诚共同体，并将努力维持它，因为它是最完整、最具活力的生活方式。作为实体中最活跃的一个，真诚共同体必须付出比其他组织更多的努力，才能在变化中求生存。

下面，我会描述两个长期真诚共同体的变迁：“圣·阿罗伊修斯团体”和“地下室小组”。为了清晰、完整和保密，我将尽力展示它们构建真诚关系的过程。

真诚的关系，真心的欢笑

安东尼是个十分有远见的人，在心理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获得过博士学位。在很短的时间内，他曾带领人们进行了一系列团体精神治疗的早期实践工作。通过这些工作，他在一定程度上体验到了真诚共同体强大的治疗作用，并激发他进一步探索的念头。

作为一个具有超凡魅力的人，安东尼很快就获得了三名追随者。他们在伊利诺伊州东南部买下了一个小农场，建立了自己的真诚共同体。圣·阿罗伊修斯团体诞生了。最初安东尼的追随者们想推选他当领导。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并宣称在真诚共同体中每个人都是领导者。他说，任何权威架构都对真诚共同体具有破坏性。

安东尼曾明确向其他人表示过，真诚共同体必须具有包容性。因此，他们接纳了大量的流浪汉。经过与流浪汉相处，大多数人，甚至连安东尼自己都最终承认，包容性是有限度的，因为这些流浪汉不断向他们提出额外的要求。

“二战”时期，由于征兵，他们的团体逐渐沉寂。没有更多的人前来，流浪汉的队伍也渐渐枯竭。

随着战争的结束，大多数退伍军人从海外以英雄的身份归来，享受着民众的热烈欢迎，并愉快地回到安居乐业的生活状态。但是有一小部分的年轻人，他们的灵魂因战争而饱受创伤，经历了太多暴力与邪恶，他们封闭了自己的内心，需要寻求心理治愈。或许是通过口耳相传，或许是受到心灵的指引，他们像是被无形的磁铁吸引一般，纷纷来到伊利诺伊州的这个小小的乡村进行心理疗愈。很快，客栈已经人满为患。

但此时，真诚共同体中也埋藏了混沌的种子。一致性的决策变得越来越困难。许多新加入的人结成了小联盟，需要老一辈的精神指导。有几位在战争中伤痕累累的退伍兵，则需要抚慰精神的创伤。

最后，在这个真诚共同体中，他们真诚交往，坦诚地做自己，很多人的心理都得到了治愈，获得了精神的成长。

我曾经向其中一位非常优秀的人请教，希望了解其中成功的秘诀，他转而问他7岁的女儿：“你在这里，感觉哪里最好？”

她立即回答道：“爸爸，在这里，大家经常笑。”

我想，在真诚的关系中真心地欢笑，或许这就是一个真诚共同体所具有的特征之一。

我们只是互相关照，并不是去治愈

一天，新泽西州的牧师彼得·萨林格正在与最后一位教区居民握手，并为结束这个略显空洞的仪式而感到高兴。这时，一个40岁左右的英俊男子从教堂背面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彼得之前并没有注意到他。陌生人抓住彼得的手说道：“这是一场精彩的布道，但这并非我此行的目的，我想在你方便的时候和你谈谈。”

彼得立刻对他产生了兴趣。“现在怎么样？”他问，那人点了点头，于是他们回到教堂的办公室。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刚坐下彼得就问。

“我不确定，”陌生人说，“我叫拉尔夫·亨德森，是一名心理学家，同时也是一个基督徒，这样的组合并不常见。我在当地一家精神病医院工作，在我们的工作中似乎没有任何探讨宗教的空间，我只能将基督教作为自己的秘密，而我的妻子现在十分厌恶宗教，所以我也不能跟她谈这件事。你看起来是一位非常值得信赖的牧师。我真的不知道你能为我做什么，这听起来有些愚蠢，但我想，我对你说出这番话的主要原因是，我太孤独了。”

片刻间，他们默默地注视着对方。

“你是一个勇敢的人。”彼得说。

“很高兴听你这么说，”拉尔夫回答道，“但你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你是第一个勇于向我袒露内心脆弱的人，”彼得回答，“我在这里担任牧师已经三年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教区，我也被公认为优秀的牧师，但是我的教区居民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任何重要的事情，除非有人去世，但即便是那样的时刻他们也从未向我敞开心扉，我对他们的肤浅感到疲惫。你看，”彼得最后说，“我也很孤独。”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拉尔夫问道。

“有人提到过一件东西——不过不是在这里，而是在南部，如果确实存在的话——人们称之为心理支援小组。”

“继续说呀！”拉尔夫急切地说。

“并没有更多可说的了，只是一群人聚集在一起，互相支援他们遇到的心理困境。我有一位牧师朋友和我一样，觉得自己与会众之间的关系十分疏远，我想他愿意加入我们。”

“但是我没有事工1，”拉尔夫说，“我不是牧师。”

“胡说，”彼得回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工，对于你来说就是保持心理健康。事实上，这些心理支援小组中的绝大多数是由商人组成的。每个人在世上从事的工作，都可以视为一种修心养性。重点在于我们需要选择成为一个真诚的人，还是虚伪的人。”

拉尔夫笑了：“好吧，听你的。”

这就是地下室小组的起源：两位神职人员和一位心理学家，会选择每周的某一天晚上在拉尔夫的地下室小房间里聚会两个小时。

六个月之内，拉尔夫介绍的一位精神病学家，以及彼得认识的另一个人加入了他们。大家一致决定以三分钟的沉默作为每一次会议的开始，而以每个成员大声地说出一个简短的、衷心的祷告作为结束。除了两个小时的设定时间、开场时的冥想和结束时的祷告这几个简单的仪式之外，小组中没有任何限制性约束。任何成员无论何时都可以谈论他想说的任何事情，唯一的要求是放下一切戒备和伪装，成员们同意尽可能地袒露自己真实的一面。他们不久就意识到坦诚相待不仅要求他们谈论亲密的事情，而且要求他们能够以接纳的、避免被成见所左右的态度去聆听彼此。

他们成了一个真诚共同体。

一年的冬末，一位拉比加入了这个小组。由于这意味着它将不再仅仅是一个“基督徒”心理支援小组，成员们事先进行了一些讨论，得出的结论是这个问题似乎无关紧要。但六个月后，拉尔夫建议邀请一位无神论者同事——一个脆弱的、想要寻求真诚关系的人加入进来。当这位因为缺乏信仰而被唾弃的人加入进来的时候，情况变得更加复杂。成员们花费了连续三个晚上的时间进行争论、磨合，无神论者表示自己可以参加开场时的冥想，但不能参加结束时的祷告。他被问及是否能接受其他人的祷告，聆听他人的祈祷，并在仪式中保持沉默，他说可以接受。做出这样的妥协并不难，更基本的问题是，无神论者的加入是否意味着这个小组将不能再以一个宗教支援小组的身份存在。其他成员肯定了他们的信仰在支援活动中所占据的中心地位，并不愿意把信仰拒之门外。而无神论者承诺自己会尊重他们的信仰，正如他们尊重他的无信仰，而信徒们也不希望自己的信仰是排他性的。小组的性质被维持了下来，由于包含无神论者，它被简单地定义为一个心理支援小组。这个包容的过程并不容易。然而最终，真诚共同体的精神却更加强大了。

又过了几年，第一位女性加入了支援小组，鉴于她突破性的身份，她对一个支持真诚共同体的需求十分强烈。秉承包容性的精神，小组顺利接纳了她。同年，两位商人也加入了进来。

后来，拉尔夫被任命为西海岸某大学心理学系主任，这样的机会令他难以拒绝。他和小组其他成员们都为他的即将告别感到悲伤，但在悲伤之中仍然有欢笑。到目前为止，这个小组每周都是在拉尔夫家地下室的小屋里开会。由于拉尔夫的离开，他们需要另外找一个地方，每个成员都愿意提供自己的家，但是，大家逐渐深刻地意识到，他们都格外喜欢在地下室开会。当他们思考为什么会发展出如此特别的倾向时，得出了三个结论。首先，拉尔夫在离开之前指出，在梦中，地下室通常象征潜意识的想法——潜伏在表面之下。组内的许多人对精神或“某些东西”似乎通过他们的潜意识思维来促进他们的共同工作而感到兴奋。其次，他们被支援和地下室之间的比喻所打动。正如一位成员所说：“这个小组对我来说变得如此重要，有时它似乎是我生活的基础。”最后，这个小组内的所有人，包括无神论者都意识到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原因是，他们都是在现实世界中通常不能自由地表达真实想法，或按照自己的意愿展示脆弱的人。“这就好比真正的我们总是隐藏在地下。”另一个成员总结道。由此可以推断，他们想要在地下见面是很自然的。

就这样，他们将自己称为“地下室小组”。自那时起，这个小组一直努力在地下室里举行每周的例会。有时是在铺着地毯的优雅小屋或游戏室里碰面。有时是挤在锅炉和热水器旁边，头顶上方就是蒸汽管道。但无论如何，小组对在地面上聚会已经不再予以考虑。

这个小组给予我们很多启迪，其一是，早期成员喜欢相互探讨，诠释彼此的生活，但后来逐渐发现，这一行为总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混沌。所有这一切本身就证明，试图治愈或转化与支援相比通常更具有破坏性。因此小组明确提出“我们不是治疗小组”——“我们只是，仅仅是，一个支援小组”。并告诉每一个新成员：“我们的目的只是互相关照，并不是去治愈。”但是，与任何真正的真诚共同体一样，地下室小组的许多成员都通过它获得了精神上的康复。

人为塑造敌人，最具破坏力

真诚共同体持续和消亡的问题围绕着被称为塑造敌人的过程而展开。我们已经看到，那些在常规环境下无法建立真诚关系的群体经常在应对威胁或危机时却取得了成功：一场悲剧，一次自然灾害，一次敌人袭击，或者一场战争。如果威胁是真实的，这毋庸置疑。

但是，当威胁所带来的本能的凝聚力被人为制造时，问题就出现了。塑造敌人的过程发生在当一个失去了真诚关系的群体试图通过创造一个威胁，一个敌人，一个原本不存在的事物来重新获得它的时候。最为人所熟知的例子就是纳粹德国，在那里，希特勒政权通过煽动对犹太人的仇恨，在大多数德国人之间实现了非同一般的凝聚力。但任何文明都会犯相似的错误。例如据可靠消息称，约翰逊总统通过伪造美国船只被袭击的“东京湾事件”，在国会掀起对于他的越南政策的密切支持。

塑造敌人的过程也许是所有人类行为中最具破坏性的一种。个人和群体都可能卷入其中，两者所造成的后果是相同的。虽然这一行为在一开始或许能够促进群体的运作，但实际上却是真诚共同体衰败和死亡的征兆。事实上，这个群体已经不再是一个真正的共同体，它逐渐变得排斥，而非包容。它成了“我们反对他们”的乌合之众，友爱尽失。而它塑造的假想敌很快就会变成真正的敌人。“二战”期间的犹太人大屠杀不可避免地促进了军事上的犹太复国主义。塑造敌人总是成为能够自我实现的预言，预言中原本并不存在的威胁被预言本身所唤起。

要维持真诚的关系，每个人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这种警惕是针对内部力量的，而并非外部。相对于反对坏的，更应该关注于坚持好的。这也意味着并不否认世间的恶，但要坚持守护着善，使其不被玷污。如果一个曾经是真诚共同体的群体发现自己开始沉溺于塑造敌人，那么就应该认真考虑自己是否应该继续存在，或者至少应该进行一次根本性的转变。与其滋生出仇恨和毁灭的力量，不如在优良传统尚未被腐蚀之际就戛然而止。

虽然真正的真诚共同体不容易实现也很难维护，但很少有人会质疑它所追求的目标：与我们自己和其他人共同生活在包容和爱的关系中，彻底成为自己。

一个真正的真诚共同体在面对一个被指控为恶人的成员时必须不断经历痛苦的自我拷问：这个成员被排斥究竟是因为他确实有罪，还是只是某种形式的替罪羊？同样，几乎理所当然地，国家与国家之间总会互相指责对方，在国际关系中出现替罪羊，或者我所说的塑造敌人的情况比比皆是。

为了实现真正的真诚共同体，指定的领导者必须尽可能少地领导和控制，以鼓励他人参与领导。她或者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必须经常承认自己的软弱无能，并承担被指控领导力缺失的风险。美国的领导人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吗？他们愿意鼓励其他人发展领导才能吗？他们是倾向于鼓励人民对他的依赖，还是与之相反？

现在，我们知道了真诚共同体的规则，也知道它在个人生活方面的治疗效果。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座桥梁，将这些我们已经掌握的知识与世界相连，这些规则会不会对世界产生同样的治疗效果呢？我们人类通常被认为是群居动物，但我们还不是真诚共同体生物。我们被迫为了生存而彼此联系。但是，我们还达不到真正的真诚共同体所要求具备的包容性、现实性、自我觉察、坦诚、承诺开放、自由、平等和爱。仅仅作为群居动物显然是不够的，在鸡尾酒会上喋喋不休，在生意和地界问题上争论不止。我们的任务——我们基本的、核心的、至关重要的任务，是把我们从单纯的群居生物转变成真诚共同体生物。这也是人类实现进化的唯一途径。

1事工是指基督教会的成员执行教会所任命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