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反抗草率的思考

人类与其他动物最显著的区别在于，人降生时比较缺乏本能，而动物则具有强大的本能。由于我们不是与生俱来就知道许多事情，本能少得可怜，所以，我们被逼无奈，需要学习。我们必须学习如何生存，如何处事，才能应付复杂的生活。弗洛姆说：“人在生物学上的弱点，恰是人类文化产生的条件。”

在人们有限的本能中，最主要的部分被称为反射动作，例如我们对于疼痛的反应。当你不小心把手放到一个火炉上，还没有感觉到疼痛之前，你就会立刻把手缩回。这是因为我们的脊椎有“反射神经弧”。疼痛的讯息会跳过神经纤维，直接来到控制动作的一端，不需要头脑的介入。但是如果疼痛过于强烈，头脑很快就会意识到它，于是我们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会体验到疼痛。

以目前的研究来看，意识相对集中在我们的脑额叶。如果脑额叶中患有脑瘤，首先会造成意识与警觉的衰退，降低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许多年来，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患者深受妄想的折磨，头脑中常常产生幻觉，他们在情感、思维和认知能力方面都出现了障碍。有一种治疗方法是，医生对病人进行前脑额叶切割手术。这项手术的步骤很简单，只是把脑部最进化的一部分——前脑额叶与其余部分的联系切断。也就是说，借助这项手术，医生把大脑中最进化或最具有人性的一部分解除功能。尽管这项手术受到质疑，但是在我的行医生涯中，我接触过几个接受脑额叶切割手术的病人，他们告诉我，这是他们这辈子所遇到最好的一件事，因为这项手术解除了他们好几年来的痛苦，但是他们所付出的代价是失去了一部分的人性：这些病人丧失了精细判断的能力。手术解除了他们的痛苦，但留下来的是更有限的自我意识，以及更狭窄的情绪反应。

亚当和夏娃的教训

人类学与神经解剖学的研究充分显示，所有的进化都是朝向脑额叶的发展，也就是意识的发展。在《圣经》与神话中也有许多关于人类意识进化的表述。《创世纪三》可算是关于人性最复杂与最多层面的神话，也为意识的进化提供了一个大致的线索。这章中记载，上帝禁止亚当与夏娃吃知识树上的善恶果，但是由于受到了堕落天使的引诱，他们没能抵御住诱惑，犯下错误，并躲藏起来。当上帝问他们为什么要躲藏时，他们说因为他们是赤裸的。“是谁说你们是赤裸的？”上帝问。于是偷吃善恶果的事情败露。

在这里，吃了善恶果的第一个后果是，亚当和夏娃开始变得害羞，因为他们现在有了自我意识，觉察到自己是赤裸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内疚或羞愧的情绪是意识的表现。虽然这两种情绪超过了一定的程度都可以变成病态，但在限度之内，它们是人性最基本的特质，对于人们的心理发展与功能十分重要。所以《创世纪三》是关于进化的神话，特别是关于人类意识的进化。神话是真理的一种化身。伊甸园的神话中就表达了这样一个真理：羞愧是人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曾经接触过很多社会精英，他们的思考都很深入，每一位也都很害羞。其中有几位最初以为自己是不害羞的，但是当我们讨论了害羞的一些特征后，他们才知道自己其实是害羞的。而我所见过少数几个完全不害羞的人，都是受过严重心理创伤的人，比如那些接受过前额叶切割手术的人，或多或少丧失了一些人性。

当人类有了自我意识之后，觉察到自己是分离的个体，便失去了与大自然万物合一的感觉，并为此感到失落。这种失落以被逐出天堂作为象征。有选择就有后果，人类选择了自我意识，不可避免地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于是所有人便面临了这样的困境：我们被抛弃在陌生的荒原，生活在不确定性中，常常感到焦虑、恐惧和孤独。但是我们却可以凭借自己选择的自我意识，在艰难困苦中一步步获得精神的成长，努力实现超越。

所以，我们的意识进化远比羞愧和内疚有更深远的意义。意识的进化在让人感到内疚和羞愧的同时，也赋予了我们自由的意志。这也是为什么人们认为上帝是以自己的形象创造的人。但是，当我们完全以反射动作或本能来行动时，我们是没有自由意志可言的。同样，当一个人被枪顶着时，他也毫无自由可言。“自由意志”，意味着我们可以自由选择我们的思想或行动。

《创世纪三》说明人类的进化是向前的现象，我们是有意识的生物，不管如何变化，也绝对不会回归到无善无恶、无知无觉的混沌状态。伊甸园的大门有天使带着火焰之剑把守着，永远不准我们再回去。所以在许多方面，我们的意识既是祝福，也是诅咒。随着意识而来的，就是对善恶的觉察。我们需要沿着这条路继续前行，让意识进化到更伟大的状态。

善与恶

《创世纪》前三章说的是万物衍生的过程，以及善与恶的起源。善是创造，恶是破坏。善与恶皆源自于人类的自由意志。一开始，行善的冲动就与创造本身有关。上帝首先创造了苍穹，觉得它很好，然后又创造了土地、海洋、植物、动物与人类，也觉得很好。这些故事充分反映了宇宙的起源。

接下来，男人和女人在伊甸园内和谐地生活着，与自然浑然一体，他们被禁止吃分辨善恶的智慧果，所以没有选择，没有自由意志，没有思考，没有善恶的概念。但是当人类违反了上帝的禁令，打破了与自然和谐的状态，有了自由意志，可以自由选择之后，便产生出了善与恶。如果没有选择，就不会有善，也不会有恶。自由意志赋予了我们选择善的自由，也赋予了我们选择恶的自由，而且选择恶的冲动丝毫不亚于选择善。

所以，随即在《创世纪四》的故事中，“恶”就顺理成章，粉墨登场了。该隐是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后生的第一个儿子，出于自由意志，他选择了恶，谋杀了弟弟亚伯。当上帝问该隐，亚伯在什么地方？该隐以一个问题来回答上帝：“我是我弟弟的守护者吗？”显然，这是一句推托之词，代表了一种防卫性的思考，也是非常草率和肤浅的，几乎算是条件反射性的思考。我们可以了解，该隐谋杀了亚伯，因为他选择不去深思。有了自由意志，我们可以选择思考或不思考，也可以选择深入的思考或草率的思考。

但是为什么有人要选择深入的思考？而有人只选择草率的、肤浅的、反射性的思考呢？答案仍然是，尽管我们拥有意识，但我们也会与其他生物一样本能地逃避痛苦。人类有一种本能：我们会努力追求快乐，但更会不遗余力逃避痛苦。深入思考通常比草率思考更痛苦。当我们正直地思考时，我们必须担负起所有因果纠缠的压力。自由永远不会是无代价的，正直也永远不会是无痛苦的。痛苦是意识带来的，意识却无法避免痛苦。

在更进一步探讨邪恶之前，让我再强调一次，我们来到世上并不只是要去体验没有痛苦的生活，不是要永远舒适和快乐。实际上，痛苦的感觉总是伴随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而意识增进的过程就像生命的成长一样，基本上是艰苦的。但也有许多益处，其中最大的益处是，自己将会变得更成熟，更有效率，对于不同的情况与日常生活的困境将有更多的方法可以选择。与此同时，我们将更能觉察到他人玩弄的伎俩，不会被人操纵，做出违背自己的事情。我们也将更能够选择自己的思想与信念，而不会落入大众宣传或他人的控制。

不幸的是，痛苦是意识不可避免的副作用。随着意识的发展，我们更能觉察到自己与他人的需要、负担与悲哀；更能觉察到衰老逼近的脚步，以及生命的短暂和有限；也更能意识到自己的罪恶和缺陷，以及这个社会的罪恶和缺陷。

因此，选择深入的思考，也就是选择接受伴随意识而来的痛苦。这项选择是如此重要，任何人都不能逃避，因为逃避意识带来的痛苦，往往会让我们承受心理疾病的痛苦。荣格说：“神经官能症，是人生痛苦常见的替代品。”而替代品所带来的痛苦，甚至比人们要逃避的痛苦更为强烈，正因如此，心理疾病才成为棘手的问题。

毋庸置疑，意识会给我们带来痛苦，但是如果意识不进步，或者思考不正直，则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痛苦。我们的很多问题和很多痛苦，都是逃避问题和痛苦导致的。这个世界上的许多邪恶、不必要的个人痛苦，人际关系的伤害和社会的混乱，都要归咎于思考的混乱和意识成长的失败。

罪过与邪恶

我相信邪恶可以定义为某种特殊的心理疾病。就像其他心理疾病一样，我们应该对邪恶进行科学的研究。但是邪恶毕竟是邪恶。纳粹屠杀犹太人，美军屠杀无辜的越南村民、极端分子的自杀式恐怖袭击，以及联邦大楼爆炸案都证明了这一点。所以，邪恶并不是一种普通的心理疾病。

纵观当今世界局势，如果要做到正直的思考，就不能忽略现实中的邪恶。但是在美国有一种广泛的否认，许多人不愿意深入研究邪恶，或不愿意看清楚邪恶的真实面目。在报纸和电视上，我们常常把邪恶之人称为变态狂，认为这是病态人格的表现。身为心理医师，我知道很多患心理疾病的人，他们陷入内心的危机和冲突，让自己很痛苦，如果不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他们很可能在焦虑、抑郁和痛苦中选择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邪恶不是这样。邪恶恰恰相反，邪恶的人不会让自己痛苦，他们会让别人痛苦，他们会把别人当成替罪羊，让别人去承担他们的痛苦。虽然他们有的也会自杀，但是更多的是极力压制别人的生命，甚至扼杀别人的生命。

由于邪恶如此具有破坏性，所以，邪恶是终极的心理疾病。将邪恶视为一种特殊的心理疾病，并不意味着邪恶的人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每个人都有自由意志，可以自由选择，我们可以选择思考，或者不思考。如果有人选择草率、混乱的思考，不愿意让意识成长，那么他们就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法律不应该把疯狂当成一种理由来为罪犯开脱。实际上，当我们能够选择时，我们就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在这里，我们必须区分邪恶的人和平常犯罪的人。在我的心理医生生涯中，我花了一段时间在监牢里治疗罪犯。许多人会认为邪恶是属于那些被关起来的人，但是我在牢里很少碰到真正邪恶的人。虽然他们都具有很大的破坏性，时常犯罪，但是他们的破坏性有一种随机的性质。还有，他们对自己的罪行有一种坦然的特质。甚至不少人还认为他们之所以被抓，是因为太老实，他们是“诚实的罪犯”，而真正邪恶的人总是逍遥法外，在监狱之外。不可否认，他们这样说虽然有为自己开脱的成分，但我相信，他们大致说得没错。

的确，大多数邪恶之人，通常看起来都很平常，就住在附近——不论地区、不分贫富、不管教育程度，大多数不是刻板印象中的“罪犯”。他们时常是“踏实”的老百姓，与社会关系良好，表面上的言行都很得体。他们也许是小区中的活跃领导人物、教会学校的老师、警察或银行家、学生或父母。

在《少有人走的路2：勇敢地面对谎言》中比利的父母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在正常的生活中犯下罪恶，我们却根本无法给他们定罪。比利的哥哥史都华16岁时用一把点22口径的猎枪自杀身亡后，15岁的比利感到震惊，陷入了恐惧和痛苦之中。每当他回忆起自己与哥哥在一起的生活，特别是曾经与哥哥发生的那些小冲突时，他都会感到内疚，总觉得自己应该为哥哥的死亡负责。比利的这种心理反应很正常。如果我们身边亲近的人自杀了，只要我们是有良心的正常人，第一反应都会怀疑自己是否有错，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

如果比利生活在一个健康的家庭中，他的父母会跟他谈论哥哥的死亡，让他知道史都华一定是有某种心理问题，他的死不是比利的错。但是他的父母并没有这么做。缺乏了父母的安慰，比利变得非常沮丧，他的成绩一落千丈，学校建议父母带他去看心理医师，他们也没有这么做。

他们所做的竟然是在圣诞节那一天，送给比利一把点22口径的猎枪作为圣诞节礼物，而且还正是他哥哥自杀时所使用的那一把。这其中暗含的信息实在令人不寒而栗。想到比利的沮丧，以及他的年龄，他对父母送的这件礼物肯定会做出这样的解读：“收下你哥哥的自杀凶器，然后如法炮制，你是该死的。”当他的父母被询问到这项举动的可怕含意时，他们的答案正是典型邪恶之人的反应，极力否认与自我欺骗：“那是我们所能给他的最好礼物，”他的父母告诉我，“我们只是工薪阶层。我们不像你那样世事洞明，接受过高等教育，你不能期望我们会考虑得那么周到。”他们的狡辩令人憎恶，如果他们有良心，哪怕是有一点点反省精神，当我指出问题的严重性后，他们都会感到后怕和自责，但是他们却没有，我看不到他们对比利有任何愧疚感，这正是邪恶之人最典型的特征。

有罪过的人不一定是邪恶的人，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曾做过错事，但并不能说我们都是邪恶的人。罪过不同于邪恶，这二者也不仅仅是程度上的差异，而是本质上的不同。

罪过最广义的定义是“偏离靶心，误入歧途”，也就是说，我们没能按照正确的路径行走，偏离了方向和目标，从而铸成大错。从这种意义上来看，没有正确做事，没有击中靶心就算是罪过。但是没有人每次都能正确地做事，完美无缺地击中靶心，这是我们自身的缺陷，毕竟我们不可能永远正确，永远完美，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罪过。当我们应该发挥自己的能力却没有发挥，当我们本来可以做到更好，却由于一时疏忽，以至于遭遇失败之后，我们对自己或者其他人就犯了某种罪过。

当然，罪过有大小之分。欺骗富人似乎没有欺骗穷人那么令人憎恶，但是欺骗就是欺骗。在法律上，欺骗有很多种类：诈骗一家公司、谎报所得税、告诉太太你要加班却去偷情、告诉丈夫你没时间去拿他的衣服却花了一个小时打电话聊天。在这些行为中，有些是值得原谅——特别是在某些情况下——但是事实依然存在，它们全是谎言与背叛。

实际上，我们习惯性地背叛自己与他人。最糟糕的是一些人公然无耻地这么做，甚至无法自我控制。其他较高贵的人则暗中进行，还以为自己并没有这么做。但是不管有意识或无意识都无关紧要，背叛还是发生了。如果你认为自己足够谨慎，永远没有做过这种事，那么问问自己，有没有在任何情况下欺骗自己，你就会明白你的罪过。如果你不明白，那么你就没有对自己诚实，这本身也是一种罪过。

因此，我们全都是某种程度有罪过的人。但是要判断一个邪恶的人，不是通过他的行为，而是通过他的心。邪恶的人心中没有内疚和自责，更没有负罪感。他们不承认自己有罪过，而是用各种各样的谎言极力狡辩和隐瞒，就像比利的父母。没有内疚的人没有廉耻，他们失去了人性，能够干出你想象不出的坏事来。

所以，没有负罪感的人是最邪恶的人。

阴　影

荣格把人类邪恶的根源描述为“拒绝面对阴影”。荣格所谓的“阴影”指的就是在心灵中，我们不愿意承认的那一部分，我们一直把这一部分藏匿在意识的地毯之下，不让自己或他人知道。

当我们被自己的罪过、挫败或缺陷逼到墙角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会承认自己的阴影。但是荣格使用“拒绝”这个词，是指较为激烈的行动。那些跨越了罪过边界而进入邪恶之境的人，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拒绝接受任何罪恶感。他们不是没有良心（意识），而是拒绝承受良心的痛苦。也就是说，不是罪恶本身，而是拒绝承认罪恶，才使他们变得邪恶。

事实上，邪恶的人通常是非常聪明的，能够意识到绝大多数的事物，但是他们却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阴影。关于邪恶最简短的定义是“霸道的无知”。更确切地说，邪恶不是一般的无知，而是对于阴影的霸道无知。邪恶的人拒绝承担内疚的痛苦，不容许阴影进入意识之中，让自己“面对”它。相反，他们会丧心病狂用谎言掩盖自己的阴影，甚至不惜霸道地摧毁他们罪恶的证据，或者毁灭任何揭发他们的人。破坏行动一旦实施，他们就成了邪恶本身。

罪恶感虽然时常被视为一种“缺点”，但事实上在许多方面，它是一种恩赐。真实地觉察到自己个人的缺失，我称之为个人的罪恶感。觉察人类是天性懒惰、无知、自私的生物，习惯性背叛造物主与自己的同类，甚至违背自己，这不是很愉快的觉察。但很矛盾的是，这种不愉快的觉察，却是人类所能拥有的最宝贵的恩赐。尽管不愉快，但正是有了这些适当对罪恶感的觉察，才使我们的罪恶不会失去控制。对抗我们本身所具有的恶的倾向，最有效的防卫就是对阴影的察觉。

要变得更有意识（良心）的众多理由之一，就是为了避免变得邪恶。所幸只有极少的一部分人才代表真正的邪恶。但是仍有很多程度较轻的心理疾病正在泛滥，它们虽然不是邪恶，却也能反映出我们对于面对阴影的抗拒。传统的弗洛伊德心理学教导我们，大多数的心理失调是根源于隐藏的情绪——愤怒、被忽视的性欲等。正因如此，心理疾病被大多数心理学家划分在潜意识的范围，仿佛潜意识是精神病理学的基础，而病征就像是地底下的恶魔跑出来折磨地面上的心灵。我的观点则刚好相反。

我相信所有心理上的失调，基本上都是意识的失调。它们不是源于潜意识，而是源于一个有意识的心灵拒绝去思考，不愿意面对某些问题，忍受某些情绪或痛苦。这些问题、情绪或欲望之所以存在于潜意识中，只是因为逃避痛苦的意识把它们藏匿在了那里。

当然，能在日常生活中活动的人，没有一个会不健康到没有意识的地步，也没有一个会健康到拥有最完整的意识。意识有数不清的程度之分，视个人的努力而定。但是意识的程度非常难以衡量。即使有标准心理测验来衡量心理的健康程度，也很难决定真实的意识状态。我们可以从个人的行为来臆测。但是衡量意识最好的方式，也许是观察这个人平常思考方式的一致性。例如，一个倾向于草率思考的人，其意识程度就比一个正直思考的人要低得多。

思考与意识紧密相连，它们之间是一种复杂的平行的关系。意识是所有思考的根源，而思考是意识进步的基础。一旦思考有所败坏，在意识上也必有同样的失误。因此，一切人类行为——好的、坏的、漠不关心的——都根据思考与意识的参与或缺乏程度而决定。

人们时常问我：“派克医生，如果我们都有某种程度的神经官能症，没有人拥有完整的意识，那么如何才知道什么时候需要接受治疗呢？”

我的回答是：“当你被‘困住’时。如果你能成长就不需要治疗。但是如果停止成长，被困在原地打转，显然是处于无效率的状态。当自己缺乏效率时，就不可避免会丧失成长的力量。”所以追求意识的进步还有另一个理由，它是精神成长的基础，经由这种成长，我们才有更大的能力。

意识与能力

虽然我们具有维持生计所需的基本能力与天赋，也能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处理人生问题的真实能力则更为复杂。在意识的发展上，这种真实的能力会得到迅猛的提升。真实的能力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更是智慧的完满，是在努力实现了精神成长和心智成熟之后，获得的个人力量。

许多人不需要食谱就能烹调，或不需要手册就能修理汽车，或者拥有超人的记忆力，能快速对事情做出反应。但是由于在思考上缺乏或不愿意采取更广阔的视野，所以他们无法以创造性的方式来处理不同的情况，当碰上不符合预期模式的情况时，他们就会遭遇失败。一个能轻松修好汽车的人，面对更复杂的情况，比如教育孩子，或者处理夫妻关系，他们常常会感到束手无策，完全无能为力。

实际上，一个人就算在某些方面很有能力，在其他方面则不一定。在我的书《窗边的床》中的主角之一希瑟，是一名能干的护士。她能够认真思考，待人接物也十分周道，是全疗养院中最受欢迎的员工。但是她的私人生活则一塌糊涂。她不具备选择男友的眼光，常常让自己陷入被羞辱，甚至被虐待的境况。这都是由于她对于男人的不良判断所造成的结果。在工作上她是个杰出的护士，但在生活中她却是个糟糕的女人。希瑟是心理学家眼中最明显的例子，她同时拥有“无冲突的自我区域”与“强烈冲突的自我区域”，在某些方面她的意识十分清楚，但是由于心理上的冲突，在其他方面她的意识就非常草率和混乱。

许多人对自己这种不平衡的意识状态感到困惑。他们可以像希瑟一样，去寻求心理治疗来结束这种折磨。有些治疗也许很快就有效果，而另一些则十分缓慢，他们会发现即使心理治疗也不是万灵丹，无法消除意识成长中的痛苦。

在我的心理医生生涯中，我经常告诉病人：“心理治疗不是关于快乐，而是关于力量。就算你走完治疗的全程，我也无法保证你会更快乐一点点；我能保证的是，你会感觉更有能力。”我又会说，“世界上正缺乏有能力的人，所以当你更有能力时，生命就会给予你更大的责任。你离开诊所之后，也许会为更大的问题担心和焦虑，但是知道自己是在担心更大的问题，而不是斤斤计较鸡毛蒜皮的小事情，这就能带来一些快乐与平静。”

有人曾经问弗洛伊德，心理治疗的目的是什么，他说：“使潜意识成为意识。”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探讨的：心理治疗的目的就是帮助病人更有意识，使他们的思考更清晰，工作更有效率，能力变得更强。

基于现实的考虑，我们要记住，所有的恩赐都是潜在的诅咒，意识与个人能力都伴随着痛苦。衡量一个人是否伟大的最好方法，就是看他忍受痛苦的能力。肯塔基大学医学院心理学教授阿诺德·路德维希在《伟大的代价》一书中，充分强调了这个观念。他的书以一项为期十年的研究为依据，调查了20世纪1004位著名人物的生活，其中包括艺术家、作家、发明家与其他富有创造性的人物。路德维希探讨天才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他表示这些伟大的天才们都有一种抛弃旧观念的倾向，反抗现有的权威，非常能够忍受孤独、寂寞和痛苦，以及具有一种“心理上的焦虑和不安”，如果这些问题处于不致产生疾病的程度，反而可以增进个人的创造能力，开拓新的领域，提出新的思想。

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必须接纳自己的平凡，才能变得出众，但是对于另一些人，他们则必须接纳自己的出众，才能避免平庸。有些人原本天赋英才，但却害怕出众，总是把自己隐藏在人群中，不愿意承认自己比其他人优秀，这会让他们无视自己的能力，变得庸庸碌碌。

一个名叫珍的女子就是很好的例子。她是个年轻、聪明而又漂亮的大学生，就读于商学院二年级，因为极度焦躁前来就诊。她觉得她所约会的对象都非常无趣，她的教授们似乎都很浮夸，而她的同学们（包括女生）都气度狭小，缺乏想象力。她一点也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但是她很聪明，知道自己事事不耐烦，常常焦虑，一定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

经过几次常规的诊疗后，她绝望地叫道：“我觉得我在这里只是发牢骚，我不想做个无病呻吟的人。”

“那么你必须学会接受自己的优秀。”我回答。

“我的什么？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她有点惊讶，“我并不优秀。”

“你想过没有，你所有的抱怨——或者牢骚——都有可能是正确的。你的约会对象也许真的不如你聪明，你的教授的确很浮夸，你的同学不如你有趣。”我说道，“换句话说，你的所有困扰都是因为你感觉——或者你真的是——要比大多数人优秀。”

“但是我不觉得自己优秀。”她沮丧地说，“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不应该觉得优秀，因为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我扬了扬眉毛问道：“是吗？如果你相信所有人都像你一样聪明，那么当他们表现不那么聪明时，你就不会被激怒，或者对他们感到失望。”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对珍来说是一段难受的考验。尽管她不愿意出众，但是她知道我说的是正确的。她必须接受自己的出众和优秀，而又不能自大狂妄，自以为是。对此，她心怀恐惧，毕竟做个平凡人要容易得多。如果她真的比较优秀，势必会忍受孤独。如果她真的出类拔萃，她肯定会比别人承担更多的责任，承受更多的痛苦。她感叹道：“为什么命运要挑中我？这是恩赐还是诅咒？”

当然，我无法回答她的这些问题，但是让她觉得安慰的是，我认为她提出的问题都是非常真实和重要的。后来，她逐渐接受自己的不平凡，并明白这既是受到恩赐，也是诅咒；既是祝福，也是负担。

伴随意识的进步和个人力量的增加，人们除了忍受焦虑，必须在焦虑中成长之外，还将忍受另一种痛苦，这就是超越了文化禁锢和草率思考后的孤独。在历史上，这样的人并不多，例如苏格拉底和耶稣，他们就超越了当时的文化禁锢和草率的思考。现在，由于社会的进步和心理治疗的影响，我估计在美国就有成千上万的成年人站在了最进步的前沿。这些人的完善思考足以挑战世俗的非理性思考。为了成长，他们质疑盲目的爱国和忠诚，冲破文化的限制和禁锢。他们不再相信从报纸、杂志和电视上看到的东西。他们追寻真相，挑战着社会与媒体所推动的“正常”幻象。他们表现出勇气，不再被周围的草率思想所欺骗。他们重新定义“家庭”，不仅是血缘的亲戚，还包括志同道合的同伴，这些人都分享着相同的生命态度，以追求精神成长为目标。

在追求更高意识的过程中，许多人会体验到一种自由解放的感觉，成为更真实的自己。他们的知觉源于永恒，而意识的进化也促进了他们精神的成长。但是他们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因为他们走上了一条焦虑、孤独与寂寞的旅程。深刻的思想家由于不断前行，思想长期处在不确定的未知地带，所以，他们必须忍受适当的焦虑。与此同时，他们还会时常被草率思考的大众所误解，感到孤独和寂寞。许多拥有高级意识的人不会轻易接受社会上所盛行的“得过且过”心态，于是他们难以配合潮流，别人也难于了解他们或与他们沟通。他们必须付出的代价是，至少会与部分家庭成员有所隔阂，与老朋友或文化习俗断绝关系。

这些出众的人来自五湖四海，他们也许富有，也许贫穷；也许是白人，也许是黑人；也许受过高等教育，也许没有，不过，他们的共同点是都具有非凡的能力。但是，鹤立鸡群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出众的人常常会被人误解、怀疑和恐惧，需要具有强大的内心力量才能支撑。如果他们的心灵没有成长，心智不够成熟，他们就无法克服内心的焦虑、恐惧和孤独，从而选择轻松安全的老路，以停滞来取代成长。

例如，越战时期，我在陆军担任心理医生时，经常为一些黑人士兵做心理鉴定，虽然他们有足够的智力回答复杂的问题，但是他们却会选择装傻充愣。其中有些人是陷入了草率的思考，有些人是很有能力，但却想极力逃避自己的责任。基于这样的原因，许多人或多或少会阻碍意识的发展，因为他们觉得这样生活比较容易。就算他们会宣扬意识成长的重要性，但他们的言行也并不一致。

死亡的意识

还有一种由意识所带来的痛苦是如此剧烈、重要，值得更进一步探讨，这就是对于死亡的意识。假设人类比其他动物更有意识，人类是唯一知道自己必死的生物。这不仅是人类的特质，也是人类的困境，因为这种意识特别痛苦。

大多数人都不愿意直接面对自己的死亡问题。他们极力逃避，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将死亡的意识排挤出去，哪怕是面对最细微的死亡提醒，比如一片叶子落下来，他们就不愿意由此展开对死亡的思考。欧内斯特·贝克在他的经典之作《否认死亡》中指出，这种否认死亡的态度也会以种种隐约的方式引导我们走向邪恶，诸如用替罪羔羊或活人祭祀等仪式，希望死神能放过他们。

与人们不愿意面对死亡相同，人们也不愿意面对变老。我在《寻找石头》一书中写道：没有人喜欢变老，因为变老是一种逐渐被剥夺的过程。在退休前几年，有四个情况很相似的女性前来找我就诊，她们大约都是六七十岁，抱怨的不外乎是：对于变老感到沮丧。她们都很有钱或嫁给了有钱人，子女也都各有成就。她们的生命仿佛都按照一个好剧本在上演，但是她们却无法阻止变老。现在，她们需要助听器，或者假牙，或者需要做股关节更换手术。这不是她们所希望的，于是她们感到愤怒与沮丧。

我想不出其他办法可以帮助她们，唯有试图说服她们相信，变老并不是人生毫无意义的阶段，也不是只能无奈地看自己逐渐凋零。事实上，变老也是生命的一段心灵历程，一个准备时期。我告诉她们：“人生剧本不是由你们写的，生命不只是你们自己的表演。”其中两个不久就离去了，看来她们宁愿继续沮丧，也不愿面对事实。

另一位老妇人是很虔诚的基督徒，但是两只眼睛都患有视网膜脱离症，是百分之九十的眼盲，她对自己的遭遇感到愤怒，尤其怨恨那个眼科医生，他没能用先进的技术治好她的疾病。在我们的谈话中，不久便浮现一个主题：“我痛恨必须靠人搀扶才能离开座椅，或扶我走下教堂的台阶。”她大发牢骚，“我痛恨被困在家里。我知道有许多人愿意带我出去，但我不能一直要求朋友开车载我。”

我告诉她，她应该为过去的独立自主感到自豪：“你一直是一位很成功的女性，我想你应该感到骄傲。但是你要知道，现在的旅程是从这里走向天堂，旅行最好的办法是轻装远行。我不知道你带着这么多骄傲，是否能成功地抵达天堂。我察觉，你把眼疾视为一种诅咒，但是你也可以把它视为一种祝福，用来帮助你放下那些不再需要的骄傲和负担。除了眼疾，你大致都很健康。你大概还有十几年时光可以好好生活，是带着诅咒还是祝福的心情来过这段日子，由你自己决定。”

在生命的黄昏，一个人能不能发生转变，要看他是否学会把诅咒看成祝福，把变老看成一个准备时期。准备什么呢？很明显，准备迎接死亡。不知死，焉知生。有些人比其他人更有勇气去面对死亡这件事情。我先前所提到的老妇人接受我的建议后，开始慢慢面对死亡。她为期四年的沮丧在第三次诊疗时开始减轻。但是大多数人不会这么容易获得改变。在面对变老和死亡的过程中，有些人甚至会选择自杀，因为他们所设想的变老和死亡过程是令人羞辱的、沮丧的，无论如何他们都无法忍受这种被剥夺的过程。

对于我和有些人而言，心理上的剥夺比身体上的剥夺更痛苦。丧失了所崇拜的英雄、导师和兴趣，会让我们感觉空虚。剥夺了想象会让我们倍感受伤。我不确定我会不会像前面所描述的盲眼妇人那样优雅地变老，但我确定如果没有精神上的超越，我绝对无法应付变老和死亡。我会在焦虑和恐惧中变得疑神疑鬼，尖酸刻薄。但是，如果我能从现在开始就拿出勇气面对变老和死亡，那么我的心灵反而能随着身体的衰老而不断成长，直到足够有能力坦然去面对死亡。

迈向心理健康的道路是承认死亡，而不是否认死亡。在这个课题上我所读过的最好的书，是约瑟夫·锋利写的《生活在死亡的边缘》。与我一样，他相信死亡不是意义的剥夺，而是意义的赋予。不管我们是年轻还是年老，对于死亡的意识能够引导我们走上追寻意义的道路。我们也许会在焦虑和恐惧之下抓住某种草率的、二手的信仰，来逃避思考死亡。这种信仰也许能暂时让我们感到安全，但是它们就像廉价的旧衣服，只能充充数。一种真正成熟的信仰，是以死亡的神秘作为开始，在死亡面前追寻个人生命的意义。你无法让别人替你来追寻。

在追寻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承认改变的必要，我们要常常调整自己的思想与行为——尤其是当我们感觉最舒适的时候，也是最需要改变的时候。改变给我们的感觉就像死亡，因为这意味着旧习惯和旧思想的死亡。我曾引述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卡的话：“我们终其一生必须持续不断学习生存，而令人惊讶的是，我们也必须持续不断学习死亡。”这种学习可以让我们在死亡到来时，有意识地放弃对生命的执着，大踏步走向未知的未来。

只管努力，不要操心结果

我说过，心理困扰多半源于意识，而非潜意识。那些“讨厌”的东西会躲藏在潜意识，因为我们的意识拒绝面对它们。如果我们能面对这些不愉快的事物，那么我们的潜意识就能成为充满喜悦的乐园。我相信宇宙人生的秘密都可以透过潜意识显示出来，只要我们愿意坦然面对潜意识，发掘它的智慧。

精神的成长可以定义为“意识的成长”，或者“意识的进化”。意识会朝着什么方向成长和进化呢？我认为是潜意识。潜意识是意识成长和进化的方向。潜意识蕴含了宇宙人生所有的秘密，它浩瀚无边，深不可测。意识的成长和进步，其实就是逐渐认同潜意识里的东西。心理医生对这种情况十分熟悉，因为心理治疗的过程，就是使潜意识层面的内容浮现到意识层面的过程。换句话说，心理医生的职责，就是扩大患者的意识领域，使其范围和方向与潜意识领域更为接近。当意识与潜意识融为一体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是宇宙的心，宇宙的心就是我们的心，我们可以用宇宙的心来思考，来倾听，从而揭开人生的秘密。

有一位年近40岁的女性，她患有焦虑症，整天忧心忡忡，还会感到莫名的恐惧。与她接触过几次后，我发现她焦虑和恐惧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信任。在生活中，我们必须去信任一些东西，坐飞机时，如果我们不信任飞行员和飞机制造商，我们就会担心飞机掉下来，诚惶诚恐；进餐馆时，如果我们不信任那家餐厅，总担心食物不干净，我们就无法踏踏实实用餐。同样，我们也必须信任自己的潜意识，就像信任飞行员一样，相信它能够安全地把我们带到自己想去的地方。但是，这位女性却缺乏这样的信任，她只相信自己的意识，对潜意识了解的不多。她跟我说，几天前的早上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她正在镜子前涂口红，准备出门上班：

“这时，一个‘寂静、细小的声音’在我的脑中响起——‘去跑步。’”她摇摇头，想要甩掉这声音，但是这声音变得更强烈。

“这真是荒唐。”她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回答那声音，“我在早上从不跑步的，我只在黄昏时慢跑，况且我要去上班。”

“不管如何，现在去跑步。”那声音坚持着，她考虑之后，知道那天早上晚一个钟头上班也没关系。所以她听从那个声音，换上慢跑鞋去跑步。

当她在附近公园跑了1.5英里后，她开始觉得奇怪，她并不是很享受这趟跑步，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出来跑步。这时候那个声音又出现了：“闭上你的眼睛。”它命令道。

“真疯狂，”她反驳道，“跑步时不能闭上眼睛。”不过，最后她还是服从地闭上眼睛。跑了两步后她惊恐地睁开眼睛，但是她仍然在跑道上，一切运转良好，天没有塌下来。那声音又叫她闭上眼睛。最后她能够闭着眼睛跑上50步，不会离开跑道或跌倒。这时候那个声音说：“今天这样就够了。你可以回家了。”

这位女性说完这个故事后泪眼盈眶：“想想看，这不正是潜意识给我的启迪，它想告诉我，不必整天为前途忧心如焚，恐惧不安，我应该信任它。”

正如这位女性的经历所显示的，潜意识始终是我们心中的神，总是在最料想不到的时候，对我们说话，给我们帮助与启迪。

梦是潜意识的馈赠，它的许多想法都会通过梦表现出来，给我们以指引。我经常在梦中接受潜意识的暗示和引导。记得那是《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刚找到出版商之后，我觉得自己应该出去度个假，但是我不想到海边，所以我选择在一个修道院待了两个星期，这是我第一次躲清静。在安静的修道院，我思考了很多事情，其中最多的是关于未来的。我想万一我的这本书成为畅销书，我该如何应对呢？我是应该放弃清静独处，去巡回演讲，还是像《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作者塞林格一样退隐山林，不公开电话号码？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做，我也不知道潜意识要我怎么做，这似乎是个很大的决定，所以我希望在安静的神圣气氛中，能够从潜意识那里得到一些启示。于是我做了一个梦。那个梦虽然乍看起来很隐晦，但给了我生命一个重要的启示。

在梦中，我看到一个中产阶级家庭。这个家庭中有一个17岁大的男孩，还有两辆车。男孩是高中的班长，将会在毕业典礼上致辞，也是高中橄榄球队的队长，长相英俊，而且他也有驾驶执照。以年纪来说，他算是个非常有责任、成熟的司机了。但是他的父亲却很怪，不准他驾驶，却坚持要开车送他去所有他想去的地方，例如打球、打工、约会或参加毕业舞会。更过分的是，这位父亲坚持儿子每个星期从他打工赚来的一百元中拿出五元给他，算是开车载他的酬劳。但开车是男孩自己有能力去做的事，为什么还得付父亲酬劳呢？

我从梦中醒来后，感到非常气愤，这个父亲是个多么独裁的怪人！我不知道要怎么看待这个梦。它似乎毫无道理可言。但是三天后，我把它写了下来，当我读了我的文稿，我发现我把“父亲”这个字的前缀f都大写成F。于是我对自己说：“你想这个梦中的父亲会不会是天父？如果是这样，梦中十七岁的男孩会不会是我？”然后我终于明白我得到了一个天启，潜意识在告诉我：“喂，斯科特，你只管付钱，驾车是我的事情，就让我来。”

不错，对于那时的我来说，未来是不确定的，在憧憬中也不免有些焦虑，而潜意识通过这个梦告诉我：你只需要付出努力，不用操心结果；你应该把自己交出去，安静地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信任潜意识，因为它可以把你带到你想去的任何地方。

实际上，在我们的一生中很多事情都是不确定的，也不是我们能左右的，我们能够做的就是付出努力，然后坦然等待命运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