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个人害怕面对真相，拒绝袒露内心一样，群体也会极力逃避问题，隐藏自己的缺陷，不愿意接纳彼此。

敞开心扉永远是一场冒险，但也只有通过冒险我们才能接纳彼此的脆弱和残缺，建立起真实且真诚的关系，获得心理治愈。不过，由于这一过程是未知的，结果也不确定，这不免会令人感到恐惧。即使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领导者，每次敞开心灵与别人建立真诚关系时，我也会像其他参与者一样感到焦虑、担心和害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精神病学家威尔弗雷德·比昂通过对部队病患的群体治疗，发展出了对群体行为非常全面的解读。他的工作推进了英国在塔维斯托克研究所的发展，在那里，许多小组领导人接受了培训。因此比昂的理论有时被称为“塔维斯托克模型”。

比昂认为，无论是治疗小组，还是其他一个团体，每个群体都有一项任务——建立真诚的关系。例如，虽然一个治疗小组的所有成员可能都非常清楚自己渴望被治愈，但他们可能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的任务是共同创建一个安全和接纳的氛围，使人们得以在其中自然而然地被治愈。

所以，建立真诚关系比治疗更重要。

但是，就像个人害怕面对真相，拒绝袒露内心一样，群体也会极力逃避问题，隐藏自己的缺陷，不愿意接纳彼此。一个群体常常会通过四种方法来逃避问题，分别是“回避”、“对抗”、“配对”和“依赖”。比昂进一步指出，一旦群体意识到了自己所采取的特定的逃避方法后，很可能立即切换到另一种。只有群体不再逃避问题，付出爱与承诺，牺牲与超越时，才能建立起真诚的关系。

逃避真诚的四种方法

回　避

人们常常会有这样的倾向，把自己的阴暗面隐藏起来，在人群中尽量展示出光明的一面。阴暗面既复杂，又令人不舒服，解决它们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所以，与其将这些阴暗面暴露出来，不如掩盖起来，似乎只有这样，彼此才能其乐融融，相安无事。

麦克·贝吉里小组试图将我作为替罪羊的故事，就是在回避问题。当我告诉大家我感到很抑郁时，虽然每个人都有些郁闷，但是他们却不愿意承认，不想让这个问题给他们带来烦恼和痛苦。为了回避这个问题，整个群体非常乐意给我贴上病态的标签，并打算将我驱逐出群体。在这个群体中，我仿佛是不一样的鼓声，破坏了群体的团结和稳定。但是，如果我真的成了替罪羊，或者说这个群体不能倾听不一样的声音，那么群体成功回避问题之际，正是真诚关系失败之时。

寻找替罪羊，是回避问题最常见的手段，对真诚关系的建立具有根本性的破坏力。

在由我所命名的“伪共同体”中，寻找替罪羊的事情经常发生。那些不一样的声音要么被屏蔽，要么被消灭，因为伪共同体的基本特征就是回避个体差异，消灭不同的声音。伪共同体乏味的礼节只是一个幌子，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回避任何可能导致健康或不健康的冲突。

另一种频繁地回避问题的情况，发生在混沌时期，当群体试图回避混沌和冲突，但又拒绝进入空灵阶段时，他们就会转而逃逸到等级分明的组织中。发生这种情况的一种常见方式是有成员提议将群体进一步拆分成更小的单位。比如，提出15个人左右是“理想的”最大群体规模，这个建议非常诱人。但根据我的经验，对完整群体的回避，就是回避真诚的关系。

回避在建立真诚关系时的另一种常见形式是忽视情绪上的痛苦。这种情况一再地发生，它们发生在伪共同体阶段的寒暄中，发生在混沌阶段的争吵中，或发生在空灵阶段死亡的阵痛中。

一次，在建立真诚关系时，有一位小组成员，名叫玛丽，她谈到一些非常个人化、却令她十分痛苦的事情。泪水充盈着她的眼眶。“我知道我不应该哭，”她说，“但是刚才的谈论让我想起了我的父亲，他是个酒鬼，小时候我觉得他是唯一真正关心我的人。他喜欢和我一起玩，时刻准备着让我坐在他的膝盖上。在我31岁的时候他死于肝硬化，是他毫无节制地饮酒的后果。我为他的死而愤怒，我觉得是他抛弃了我，我觉得如果他真的爱我就不会那样喝酒。现在我终于和他的死亡和解了，我当时并不理解不得不和我的母亲生活在一起让他多么痛苦。我想也许他需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但是我一直没能原谅我自己。”玛丽大哭起来。“要知道，”她接着说，“直到他去世之前，我都没来得及告诉过他我是多么爱他，我太生他的气了，我从没来得及感谢他。而现在已经太迟了，一切都太迟了。”

然而仅仅五秒钟之后，拉里不耐烦地说：“我实在想不通，我们怎么可能在甚至没有对‘共同体’进行确切定义的情况下建立起真诚关系。”

“我们那里就有一个真诚共同体，”玛丽莲兴奋地说，“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我们二十几个人会聚在一起吃晚饭。”

“我们以前在部队里也这样。”维吉尼亚补充道，“我们营房区的一些人，每个月都会做几道来自不同国家的菜。某个月是墨西哥菜，另一个月是中国菜，有一次甚至是俄国菜，但我实在不怎么喜欢罗宋汤。”

幸运的情况下，某位成员会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嘿，伙计们，”马克也许会说，“玛丽正在哭呢，我们却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她刚把内心的痛苦倾诉了出来，你们却在讨论什么晚餐，我真不敢想象她现在的感受。”

如果这样的情况没有出现，领导者可能会觉得有必要介入。“这个群体显然没有学会聆听其成员的痛苦，”我可能会说，“团体选择忽视玛丽，而不是分担她的痛苦，但真诚关系的大门打开之时，他们却在谈论着它的学术定义。”通常，这种干预需要不断重复。“你一直在问‘空灵’的含义，”我或许会说，“其中一个意思就是保持长时间的沉默，以便腾出足够长的时间来消化其他人刚才所说的话。每当有人说些痛苦的事情时，群体就会顾左右而言他。这就是在回避。”

回避行为也可以发生在真诚关系建立之后。也许我见过的最戏剧性的案例发生在国家培训实验室的敏感小组中，也正是在那一次活动中，我第一次在公共场合落泪。在林迪的卓越领导下，我们16个人迅速建立起了真诚的关系。在接下来的十天里，我们经历了巨大的爱与欢乐，一起学习，共同治愈。但最后一天却十分无聊。我们坐在平常坐的垫子上，说着些无关痛痒的话题。就在结束前半个小时，我们中的一个人似乎是不经意地评论道：“我们最后的一次小组会议竟然是这样，感觉挺奇怪的。”然而为时已晚。我们已没有时间来讨论更重要的问题，也没有时间来为我们当前所置身的真诚关系即将消失而适宜地表达出悲伤。

回想起来，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的现象。在将近两周的时间里，我们16个人不仅共同拥有了一段最鲜活，甚至可以说是改变人生的经历，而且深深地爱护和关照着彼此。然而在这最后一天，我们却装作无动于衷。我们彻底回避了我们作为一个群体即将面临消亡的问题。我们完全回避了这种死亡。我们作为一个真诚共同体的成功，促使我们假装这并不是我们的终点，我们不自觉地试图回避将要面对的现实。最后一天，我们应该将回避这个问题设定为我们经历的主题。直到今天我仍然不确定，林迪默许了我们的回避行为是由于他自己也对即将到来的分别而痛苦不堪，还是有意识地给我们一个回避的最终经验。无论哪种情况，我们都乐于接受。

对　抗

这是“混沌”阶段中占主导地位的逃避方式。一旦从伪共同体阶段走出来，群体通常会表现得像是业余心理治疗师和布道者的集合体一样，每个人都试图相互治愈和转化，这显然是行不通的。而且看起来越无效，成员们越加倍地努力使其奏效。试图治愈和转化的过程瞬间就成了对抗的过程。虽然作为个体成员，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在相互对抗，只是想帮忙，但事实上，整个群体都在争吵，处于非常愤怒和混沌的状态。

这里就需要凸显真诚关系引领者的作用了，在这一时刻，引领者不仅要向群体揭露对抗行为其实是一种逃避，而且要指明解决方案的道路。“我们原来的目的是建立真诚关系，”我或许会这样说，“但是我们似乎一直在对抗，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这种干预不宜过早，如果过早干预，群体很可能会在第一时间通过回避冲突退回到伪共同体阶段，而不去问一问自己为什么要对抗。但如果在混沌中度过了足够长的时间，那么它就更有可能会自问：“我们究竟哪里做错了？”一旦这个问题被严肃地提出，群体偶尔可以自行找到答案。通常情况下，他们需要一点点，但也仅仅是一点点帮助。所以当他们的自我分析正在起作用的时候，我会接着说：“当我安静下来倾听所有的争吵时，我发现你们都在试图相互治愈或转化，好像你们的目标就是为了治愈和转化一样，但如果你们能自我审视一下这些表现之下的真实的行为动机，或许会更有帮助。”

在这种情况下，仅需通过一到两个小时，整个团队就可以了解专业心理治疗师通常需要花费几年时间才能明白的事：我们无法直接对他人进行治愈和转化。我们所能做的是在尽可能深的层面上审视自己的动机。我们越是这样做，越能将自己从修正别人的欲望中摆脱出来，越是能够，并且乐意，甚至是迫切地希望别人能够自由地做他们自己，从而营造出一个充满尊重和安全感的氛围。在这样的氛围中，真诚关系的本质——治愈和转化，将在无人推进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发生。

对抗也会发生在实现了真诚关系的群体中。有很多时候，他们的确必须为了解决重大问题而共同抗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将群体在对抗行为中越陷越深的阶段称为“混沌”。“混沌”往往意味着无果而终的冲突和毫无创造性的对抗。它围绕着转化或治愈的企图展开，而不是尝试着接纳个体差异。相反，在真诚关系中的抗争，涉及创造性的清空的过程，以求最终达成真正的共识。

配对

真诚关系的发展可能会产生对整个团体来说并不友好的结果。在这方面，配对可以算是一个常见的陷阱，我们绝对不应该忽略。两个或两个以上成员之间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联盟极有可能干扰一个群体的成熟发展。

一对或多对夫妇，两个或一群好友几乎总是一起参加建立真诚关系的小组。通常，尤其是在混沌时期，这样的配对组合会开始窃窃私语。一旦群体忽略了这种行为，我就必须提出：“大家对简和贝蒂在说什么难道不感到好奇吗？大家难道没有被排除在外的感觉吗？简和贝蒂的表现就好像我们其他人不存在似的。”

在建立真诚关系的经历中，通常会有成员发展出浪漫的关系。的确，有些人本来就是抱着寻找浪漫的愿望来参加讲习班的。并非一定要对这样的行为进行阻止。但是，如果这种关系开始影响整个群体的完整性，就必须加以限制。“约翰和玛丽，”我会这样说，“我们为你们之间形成的浓厚感情而高兴，但是在整个群体看来，你们完全沉浸在二人世界里，完全忽视了其他人，由于休息期间你们有充分的时间在一起，不知你们是否可以考虑当有我们在场的时候可以分开坐？”

当旨在让之前意见不一致的群体建立起真诚关系时，配对问题尤其严重。例如，我和我的同事曾多次被要求将学生和教职员工，教职员工和行政管理人员，行政人员和家长，或其他类似的组合“联系在一起”。通常来说，一开始这些小团体会自发地和自己人坐在一起，形成一个阵营，一般情况下没有必要引导他们重新就座。但是，十分有必要指出他们在何时是如何将对方排斥在外的。事实上，在建立真诚关系中看到敌对阵营握手言和，学生和教职员工坐在一起，行政管理人员和学生打成一片，年轻人和老人们相谈甚欢，是一件真正快乐的事。

配对在长期真诚关系中同样具有破坏性。例如，两位初来乍到的修女苏珊和克拉丽莎可能会建立起牢固的友谊。她们花费所有的闲暇时光在一起，认为彼此之间的陪伴比和其他修女们相处更愉快。但不久之后，坏事就发生了。其他修女们开始对她们感到厌恶，两人发现自己被排除在所有重要的决定之外。最终，在一番苦闷的纠结之后，苏珊向大修女抱怨她和克拉丽莎被群体排斥在外。“也许事实正好相反，”大修女会告诉她，“你和克拉丽莎的友谊如此深厚，你们似乎只关心对方。也许正是因为你们把注意力过分集中在彼此的友谊上，你们将其他的修女们排斥在外了。你们将本应该平等给予她们的关注和能量剥夺了，至少她们是这么对我说的。尽管友谊可以是很美好的事物，但是过去我们总是会对信众说，过度亲密的友谊是被禁止的。现在通常情况下，我们更希望你们能自己发现它的危险性。这并不容易，苏珊，但是我建议你和克拉丽莎都问一问自己，在你们沉溺于彼此间的友谊时，你们是否还记得维护群体的完整性，是否还记得来此最深层的目的。”

依赖

在所有逃避中，依赖行为对真诚关系的发展是最具破坏性的。对于建立真诚关系的领导者来说，这也是最难，甚至可以说是极难战胜的。

我和我的同事必须从建立真诚关系的那一刻开始，就参与到这场战斗之中。在事先提供的书面材料中我们就已敬告所有参与者，这种体验将是参与性、体验性的，而不是教导性的。在讲习班开始时，我们也会再次提醒他们：“如果成员完全依靠领导者来布置任务或担负责任，真诚关系是不可能存在的，为了实现我们共同事业的成功，每个人都肩负着同等重要的责任。”

但一开始，群体并不能接受缺乏领导的情况。虽然这种领导并不能帮助他们成长，甚至会对其产生阻碍，人们仍愿意仰仗领导者的指挥。比起自己做决策，他们更希望领导者直接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与预设的目标相反，小组迅速通过依赖行为坠入逃避模式中。他们总是会误解和憎恨小组的领导人，认为领导人不够强权，缺少作为。事实上，依赖者对于权威人士或父亲形象的渴望如此剧烈，以至于他们会对拒绝满足他们要求的领导者进行污蔑和诽谤。

不过，要建立真诚的关系，就必须让每个人都明白，一定要抛弃依赖心理，自己拯救自己。所以，对于领导者来说，最明智的做法，就是不作为，无为而治，即使是身负骂名，被指责。要知道，这些指责有时是温和的，有时几乎是杀气腾腾的。矛盾的是，在这些情况下，强有力的领导者恰恰是那些甘愿冒险，甚至是乐于被指责为领导不力的人。

当群体对“空灵”感到迷惑，辗转于混沌之中，并将自身的处境完全归咎于领导者时，我们会讲述下面这个故事——

“一个拉比迷失在森林中，三个月里，他不断地寻找，却始终找不到出路。终于有一天，他在搜索中偶遇一个也在森林里迷了路的团体，而且他们刚好来自他曾经所在的犹太会堂。他们兴奋地高喊：‘老师，能找到您实在是太棒了！现在您可以将我们带出森林了。’‘我很抱歉，我也没有办法。’拉比回答道，‘因为我和你们一样迷茫，我能做的只是，因为我迷路的时间更久，我可以告诉你们一千条走不通的道路。在这样微薄的帮助下，如果我们相互合作，或许能够一起找到出路。’”

这其中的寓意很明显，然而令人惊奇的是这个故事对某些群体来说几乎没有任何帮助。更有甚者，群体可能会将它列为一条新的罪状：“不光没有领导能力，”他们会告诉他们的领导者，“你还尽讲些蠢故事。”

不过，对领导者来说最难熬的部分不是别人的误解和责难，而是抵御权力对自己的诱惑。所谓权力，就是一种能够影响他人的能力，在大部分人眼中，权力都充满了诱人的力量，迫切需要拥有，并尽情使用。拒绝群体赋予我们的权力，或者拥有权力却不使用权力，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如此，必须不断地清空自己的控制欲，才能引导人们建立起真诚的关系。每当我放弃领导之后，每当我断定这必将是一次失败的努力的时候，群体反倒更有可能建立起真诚的关系。我不认为这纯属偶然，真诚关系的建立要求那些习惯于领导的人们真正愿意进入一种无可奈何的状态。它要求我清空自己讲话的需要，每时每刻向他人提供帮助的需要，成为精神领袖的需要，看起来像个英雄的需要，给出快速而简洁的答案的需要，阐述我所珍视的观念的需求。只有领导者能够以身作则，群体中的成员才能学会如何进入空灵。

我曾经帮助过的一位非常成功的心理医生对这一困难进行过很好的描述。在领导建立真诚关系的工作结束之后，他写道：“我记得你告诉过我们，这些事情只有在你断定自己已经失败之后才会成功。星期六晚上我打电话给我的妻子，告诉她我感觉自己无法胜任这份工作。我把车移到停车场的出口处，以便可以第一个离开。可我仍然坚持了下来，作为最重要的领导者，我怎么可以离开。整晚我都在想，这其中一定有什么技巧我还没有参透。黎明之后，我终于意识到我对很多东西一无所知，对牺牲一无所知，对如何扼杀自我同样一无所知。在那一刻，我决定牺牲自我。早餐之后，我们便成了真诚共同体。”

有这样一个古老的法则：你越是投入到某些事情上，越是无法实现它。

比起其他参与者，小组的指定负责人的牺牲可能会更大，但他的收获也许会更多。我的朋友在信中进行了如下总结：“我回去之后，人们都说我更成熟，也更温和了。我感觉出奇的好。我大概是疯了，然而，是的，我愿意再次这样做。”

干预的时机

由于一个群体不仅仅是其各个部分的总和，它本身也是一个活的有机体，领导者们应该把重点放在维持群体的完整性上。通常情况下，他们不必关注个别成员的问题或个性。事实上过分关注可能会干扰真诚关系的发展。因此常规的原则是，领导者应该把干预限制在对群体行为而非个人行为的解释上。而所有这些干预的目的并不是告诉群体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而是唤醒它对自身行为的认识。

群体干预行为的典型案例是这样的，领导者通常会说：“这个群体的表现就好像所有人都有同一种信仰似的。”或者“所有这些混沌似乎都围绕着试图改变彼此而展开。”或者“在我看来，年轻人和年长者正在分化为不同的派系。”或者“每当有人说起痛苦的事情，群体就会改变话题，好像我们并不想听到别人的倾诉似的。”又或者“我想知道，在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真诚共同体之前，大家是否真的不需要摆脱自己对我不够强势的领导力的怨恨？”

这种领导方式的一个显著作用就是引导其他成员也学会从整体上考虑群体事务。一开始，成员们几乎没有任何群体意识，但是当他们成为真诚共同体的时候，大部分的参与者已经学会了将整个群体看作一个整体。事实上，他们也将开始自发地进行有效的群体干预行为。

建立真诚关系应该遵循的另一个规则是，指定的领导者只有在其他成员还不具备足够能力的时候做出一些适当的干预。否则，这个群体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真诚共同体——所有人都是领导者的群体。一个完全发达的真诚共同体，即使没有某一个指定的领导者，也能很好地解决自己的问题。然而，这就要求指定的领导者必须有足够的耐心等待，看看其他成员是否能够识别出本身已经清晰可见的问题。这种必要的等待通常会被看作是领导不力，只有在指定的领导者愿意摆脱自己的控制欲时才能实现。对于建立真诚关系的领导者来说，一个令人痛苦的任务是，在得出团队还没有能力自己处理问题的结论之前，必须一刻不停地判断还需要等待多久。

一般规则也会有例外。某些情况下，指定的领导者有必要专注于某个成员的行为。但是，这样做并不是为了个人的需要，而是为了整个群体，也就是说，当个人的行为明显干扰了团队的发展，而整个群体似乎还没有解决这一问题的能力时。在此我将以两个案例来说明有必要对个体行为进行强制干预的情况。

由于我的失误，某个讲习班的宣传册没有明确说明其主要目的是建立真诚的关系。不过在讲习班刚开始我就向所有成员解释这是我的愿望，成员们对这一愿景似乎也很热心。但其中有一位聪明的中年人，名叫马歇尔，却一直试图让小组讨论抽象的神学。当小组拒绝了他的时候，他抱怨说宣传册并没有说小组的目的是要建立真诚关系，而他来此的目的是想更多地了解我独特的神学理论。马歇尔坚持要进行理论研讨，我说：“马歇尔，你说得很对，我在宣传手册里没有说清楚，这是我的疏忽，我应该表述得更明确一些。我明白你的感受，请接受我的道歉，我对误导了你深感歉意。”

在紧接着的休息时间，马歇尔来向我打招呼：“这个周末令我很难过，我感到浪费了自己的时间和金钱，如果我知道这将是个建立真诚关系的活动，我就不会来了。”

“马歇尔，我不知道除了再次向你道歉还能做些什么，”我说，“我不打算把它变成一场神学讨论，因为这不是整个群体的愿望。我希望你能够做出调整，但正如我之前所说的，我确实犯了错误，我真的很抱歉，因为我让你失望了。”

当小组再次召集时，马歇尔闷闷不乐地沉默了一个小时。群体忽略了他。他正在成为这个群体的弃儿。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对事情发展的态势有些担忧，可我依然在等待。就在午餐之前，马歇尔又重新开始进行了几次深奥的神学方面的陈述。小组直言不讳地批评了他，但午饭前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处理这个问题。午餐后，我们将继续进行后面的内容。我觉得马歇尔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如果我在全体成员面前指责他，对他来说将会是极大的羞辱。然而，如果不这么做，马歇尔和小组成员的愤恨似乎也会严重破坏真诚关系的建立。解散之后，我问马歇尔是否愿意和我共进午餐。

我没有浪费任何时间说客套话。“我们遇到了真正的麻烦，马歇尔，”一落座我便对他说，“我今天早上因为宣传册的事已经当着小组成员的面向你道歉，但早上休息期间，你再次因为这件事指责了我，显然你没有接受我的道歉，所以我第二次向你道歉，但是你仍然在试图把这个小组向神学讨论的方向上引导，很明显你还没有在这件事情上原谅我，我还需要道多少次歉，马歇尔？虽然这本小册子完全没有提到这是一次建立真诚关系的体验，但是它明确表示了你将从中体验到爱、纪律和牺牲。我相信你也同意，宽恕在神学中是一个核心问题，现在你可以选择在这个周末有一次宽恕我的经历，或者是一次拒绝宽恕的经历，选择哪一个完全取决于你。而且你也知道，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关于空灵的话题，这与牺牲有着密切的关系。你能够原谅我的唯一方式，就是摆脱你的预期，牺牲掉你的先入之见和欲望。我需要再次重申，神学与牺牲精神紧密相连，同时，是否做出牺牲完全由你自己决定。体验式的学习是艰难的。事实上对于你来说，这个讲习班中的经历将取决于你对神学的真实信仰。”

这次交谈奏效了。马歇尔开始转变，他没有再试图进行更多的理论探讨。下午休息期间，其中一位对马歇尔的书呆子气颇有怨言的男性成员正在与其他几个男人相互拥抱。马歇尔问他：“你不打算拥抱一下我吗？”那个人果然拥抱了他，不少人因此热泪盈眶。在接下来的最后一个阶段，马歇尔坦诚这是他第一次与另一个男人拥抱，大家再一次被感动了。那一天，马歇尔在神学方面受益匪浅。

另一次，在一个治疗小组正处于常规的混沌阶段的时候，我意识到其中的一位成员是个潜在的问题，这个人叫阿尔奇，他以充沛的激情和雄辩的口才进行了三次演讲。问题是，我不明白他在说什么。我知道其他小组成员也无法理解他，但是出于好意没有告诉他这一真相。在下午结束的时候，我要求仍然在混沌的泥淖中挣扎的成员们晚上回去反思一下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整晚都在想着阿尔奇的问题，他的表意不清太容易误导大家了。我知道，如果我们要成功地建立真诚关系，阿尔奇很可能会摧毁它，除非我进行某种干预。我希望这不会发生，尽管我认为发生的可能性很大，我也不确定应该怎么做，以及干预之后会发生什么。

第二天早上我们重聚之后，阿尔奇又开始了他颇有诗意并且慷慨激昂的演讲。一位女士说：“我完全明白你的感受，阿尔奇。我丈夫死的时候我就是这样的感觉，那一瞬间我真的很愤怒。”

“但这不是阿尔奇想表达的意思，”另一位成员抗议，“他是在说他有多悲伤。”

接着，阿尔奇又发表了一篇诗意的演讲。有人评论说：“也许阿尔奇既悲伤又愤怒。”

“我听到的是愤怒。”另一个说。

“不，分明是悲伤。”第五个人大声说道。

“我感觉都不是。”第六个人斥责道。

小组再一次陷入了混沌。

我觉得必须进行干预了，尽管不知道干预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但我还是说出了下面这些话：“大家陷入了困惑之中，这是有原因的，阿尔奇，我对你的看法十分复杂，一方面，我喜欢你，我觉得你具有一个诗人的灵魂，我对你的激情有共鸣，我认为你是一个善良而有深度的人，但是你缺乏语言组织能力。因为某些原因，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从来没有学过把你的激情，你来自灵魂的诗歌翻译成别人能够理解的词汇。因此，当人们敞开自我尝试着去理解你说的话时，他们会感到困惑，就像现在整个小组都陷入了困惑一样。我认为你可以学会在交谈上更加自律，更好地组织语言，我真心希望你能做到，因为我相信你有非常卓越的见解可以表达。但是习得这种能力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我认为在这一天仅剩的时间内，你很难掌握它。”

接下来，是一段令人恐惧的沉寂。我，以及其他所有人都在等待着阿尔奇的回应。

“谢谢你，”他回答，“很少有人了解我身上存在的问题，斯科蒂，你是其中之一。”

在接下来的时间中，阿尔奇什么也没说。但是在他沉默的过程中，整个团体都能感受到他的爱，我也能感受到他正沐浴在其他成员对他的爱中。

我不知道阿尔奇最终是否成功地将他的灵魂之诗转化为别人可以理解的文字，但这个故事有个后续。一年半后，我在同一个赞助商的支持下，在同一个城市举办了一个类似的活动，阿尔奇打电话给赞助商。“我想再次参加，”他告诉她，“但我没有钱。你能不能告诉斯科蒂，如果他需要一名保镖，我随叫随到。”

这些干预是成功的，无论是对团体，还是对个人来说。而其主要原因是马歇尔和阿尔奇自身所具备的，放弃固有行为模式的变革能力。但如果他们拒绝做出这些牺牲将会发生什么？根据我的经验，群体几乎可以处理各种类型的个人精神疾病，有时候“病情最严重的”成员反倒是对建立真诚关系贡献最大的人。然而，有一种人，不仅不愿意服从于群体的需要，而且似乎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试图摧毁这种真诚的关系。这就是我曾斗胆将其称为“邪恶”的那一类人。

这样的人通常不愿意参加建立真诚关系的活动，所以，在我举办的一百多场活动中，共计有五千多人参与，我只遇到过两个这样的人。其中一个人成功地摧毁了团体，另一个人则被团体驱逐了出去，这是一个异常艰难的抉择，因为根据定义，真诚关系是极具包容性的。然而，如果团体本身的存在受到了威胁，就必须做出这样的决定。

处理破坏分子的任务不应该仅仅由指定的领导者来执行。邪恶的人具有超强的破坏力，即使个人能力很强的人都很难与之抗衡。早期我曾见过一个恶人成功地破坏了团体。作为指定的领导者，我曾认为我有责任为了拯救这个团体而单独与她作战，问题在于她很聪明地联合了足够多的盟友一齐反对我，成功地分化了群体，并保持了这种状态。

因此，破坏分子的问题应由整个群体共同解决。这也是发生在另一个讲习班中的情况，恶人最终在大家的一致要求下被迫离开。这一次我坚持他的问题是整个群体的问题，必须由大家共同解决，尽管成员们都对将他驱逐而深感内疚，但这一决定最终促成了这个群体建立起真诚的关系。

在对破坏分子进行驱逐的时候应该考虑给予对方改过自新的机会。上文提到的小组要求该名男子离开半天，但之后可以选择回来再试试，尽管他最终并没有回来。我曾经担任一个实验性团体的顾问，因为有个邪恶的女人加入其中，造成了许多问题。成员们在忍无可忍之下向她下达了最后通牒，由于她破坏性太强，将不能继续住在那栋房子里。不过，他们也告诉她，社交活动仍然欢迎她参与，并且如果她能真正改变自己，他们仍欢迎她重新回来住。她同样没有选择回归群体。虽然两个成员都没有选择回到群体之中，但至少没有被完全放逐。无论如何，这种半放逐的性质适当地减轻了团体内其他成员的负罪感。

尽管驱逐恶人是必须的，不必有负罪感，但任何真诚共同体仍然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内疚，哪怕并不是彻底驱逐。毕竟驱逐违背了真诚共同体的首要原则：包容性。更糟糕的是，当被驱逐之后，这个恶人很可能会去破坏另一个团体，从而使其同样陷入困境。

驱逐并不能从本质上解决问题。无论维系自身存在有多么重要，真正的真诚共同体总是会意识到，一旦将任何人排除在外，它从某个很重要的意义上来说就已经失败了。如果没有这种失败感和与之相伴的愧疚感，团体也就不能建立起真诚的关系，它将会退化为以一种排他性的形式存在。如果它不再因为将某个成员排除在外而感到痛苦，它将会越来越容易往寻找替罪羊的方向发展。它本身也将无法免于邪恶。

真诚的关系，意味着在恶人的问题上不断地感受到痛苦和压力。

另一方面，尽管恶人的问题十分令人烦恼，但从统计学上看是十分罕见的。根据我的经验，大约5000人中只有两人不能成功地融入真诚的人与人的关系中。

非语言行为与语言一样重要

一个群体能否建立起真诚关系，与其规模似乎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我曾带领过几个由三四百人组成的群体建立起真诚的关系。这样的规模要求有一个大型的静修场地，一个会议协调员，20名训练有素的小组组长以及五天的时间。不过，在一般的群体中参与人数通常介于25至65之间，这样的限制仅仅是因为想要形成一个相对紧密，成员间可以充分互动的圈子，需要设置一个人数上限。

对于个体心理治疗和团体治疗有所了解的人来说，这个规模可能是惊人的。有一个流行的专业假说，即“理想的群体规模”在8到15个人之间，任何超过20人的群体都将变得难以管理和控制。我也曾笃信这一假说，直到1981年在华盛顿特区的那一天，由60名参与者组成的团体突然建立起了真诚的关系。

根据我的经验，使大规模群体建立起真诚关系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我不要求每个参与者都必须发言。对于典型的精神治疗小组组长或敏感小组组长而言，一言不发的成员是非常不受欢迎的。但是，非语言行为的力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在演讲中都有过这样的体会，在很多观众中，会有某个人因其面部表情或简单的姿势在人群中格外醒目，他或她的鼓励会给演讲者带来更多的勇气、自信和力量。相反地，在观众中也可能会有人通过不断地皱眉或怒目而视来打击演讲者的自信，并使他们一蹶不振。同样，在建立真诚关系的小组中，一言不发的成员为群体所做出的贡献可能与侃侃而谈者一样多。

判断一个沉默的成员是否真正全情投入并不需要采取专业的手段，通过一段时间，你完全可以从他或她的面部表情或姿态上观察出来。如果有这样一个人——假设是一个年轻女孩，我们称她为玛丽，在离其他组员很远的地方坐着，以空洞、无聊或者抑郁的表情凝视着窗外长达两个小时，我很可能会说：“这个小组似乎忽略了这个事实，玛丽看起来心不在焉。”但只要成员在情绪上表现得“投入”，我并不会强制他们说话。

非语言行为不仅以强有力的方式为真诚关系做出贡献，而且也会得到相应的回报。例如，玛格丽特在26岁时由于过度害羞接受了我的精神治疗，通过一年半的治疗她取得了一些进步。当时我正计划在附近举办一个小型的真诚关系讲习班，我建议她参加，她也勉强同意了。然而令我郁闷的是，在讲习班举办期间，玛格丽特整整两天没有说过一句话，似乎对她而言，这次尝试已经失败了。

五天之后，玛格丽特容光焕发地来参加个人治疗，并告诉我这是她人生中迄今为止最愉快的经历。她说：“我以前也曾有过这种感觉，但这次不一样。之前这种感觉稍纵即逝，也许在某个时刻闪现，下一次出现却要等到一个月之后。过去的这个周末我一直以为这种愉悦感也会很快消失，但它一直在那里，久久不散。”

快与慢并不是关键

根据我的经验，30到60个人组成的群体若想建立真诚关系，两天的时间较为合适。当然，也有可能更快地做到这一点。如果群体从一开始就被指导避免泛泛而谈，敞开心扉，展现出自己的脆弱，不要试图彼此治愈和转化，清空那些固有的想法，全心全意地倾听，像拥抱快乐一样接纳痛苦，真诚关系通常可以在几小时内就建立起来。但是这就像乘着直升机直达山顶一样。与跋涉过沼泽，攀爬过巨石最终抵达山巅相比，人们很难感受到光辉的荣耀。

确实存在这样一种奇怪的反转。在为期两天的讲习班中，有些小组在第一天的午后就建立起了真诚关系，有些则需要一天的时间。而另一些坚持采用老掉牙的传统方式沟通的人，也许直到最后的两个小时才能实现，然而这些在最后关头才建立起真诚关系的人们通常表现得十分满意。他们往往会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经验”。设想一下，他们在几十个小时的艰苦工作后只收获了短短两个小时的愉快体验，这似乎有些不可思议。然而换一个角度思考，这就像登山，在历经艰辛终于登顶的时候，谁会后悔为这一刻所付出的呢？

承诺，我们没有逃跑路线

为将要做出的承诺做好准备，这在建立真诚关系的过程中至关重要。每个人都要做出承诺，对群体的成败负责，我们没有逃跑路线。如果对群体中的某个人，或者某件事情不满，请不要回避，务必表达出自己的不满情绪，而不是草草收拾行李，然后悄无声息地离开。毫无疑问，我们将会共同经历怀疑、焦虑、愤怒、抑郁，甚至绝望的时期，接受这一切，共渡难关。

平均有3%的参与者违背了这一承诺。在混沌或空灵的困难时期，大约有一半的人会这样做。以一个老练而成功的中年心理学家为例，他在一个由59个人组成的讲习班进行到三分之一的时候宣布：“我曾承诺会留在这里，但我不得不食言，今晚这个阶段结束后我就会离开，明天早上也不会回来了。”

我们其他人立即担心起来。“为什么？”我们惊讶地失声叫道。

“因为这一切实在太蠢了，”他回答，“我有20年的领导经验，指望一个超过20个人的群体建立起真诚关系简直是无稽之谈，更不要说是在短短两天内，我才不会坐以待毙，为一个必将到来的失败负责。”

其中一位不那么“老练”的参与者尖锐地评论说：“如果你现在退出，而我们成功地成为一个真诚共同体，你就永远不会知道自己错了。”

“我不会错，”心理学家回答，“我知道我在说什么，我是这方面的专家，你想达成的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所以他当天晚上离开了。而就在第二天早上，我们剩下的58个人建立起了真诚共同体。

真诚关系的纽带：沉默、故事和梦境

多年来，领导者们已经开发出各式各样的练习，以帮助群体提高信任度、敏感度、亲密度和沟通技巧。我并不想谴责他们，但就建立真诚关系的本质而言，我认为在没有“技巧”的情况下，达成真诚关系的体验将更为强有力。尽管如此，的确有一些可以归类为“练习”的东西，通常可以促进这个过程。

沉默

沉默对进入空灵有极好的促进作用。在一个典型的讲习班中，短暂休憩之后，我们会用三分钟的沉默作为新一阶段的开始。我通常会要求小组成员在这段时间内反思他们每个人最需要自我排解的东西。而每当我发现整个小组在面对空灵问题一筹莫展的时候，我都会额外再增加一段沉默的时间来帮助解决这一问题。

一个曾处于混沌阵痛中的群体，陷入了对一个名叫拉里的年轻人的过分关注中，因为某些原因，他被视为一个潜在的威胁。“我认为这种持续的关注很有问题，”我插嘴道，“我们实际在把彼此之间的猜忌转嫁到拉里身上，他说自己来这里的动机很复杂，但似乎没有一个人往好的方面去猜测。我不明白如果我们总是把别人往坏的方面想，怎么可能建立真诚关系。我不是在谈论完全的、盲目的信任，但绝对的信任和假设别人不可信之间有本质的区别。虽然距离上一次只过去了20分钟，但现在我希望我们能回归沉默。”

我们这样做了，群体走出沉默后，逐渐建立起了真诚关系。

故事

最好的学习方法是体验式的。这就是为什么最好让群体在建立真诚关系的道路上几经磨砺，而不是在开始时就给他们一张详细的路线图，告诉他们所有应该避免的陷阱，化险为夷，从而引导他们顺利渡过各个阶段。而另一个最好的方式是通过故事，在带领群体通往真诚共同体时，故事的意义或许非常有用。

《拉比的礼物》就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故事，正因为如此，我将它作为本书的序言。它适用于很多场景。比如让群体远离恶性对抗。在这里我以辛西娅和罗杰之间的互动举例。辛西娅是一位中年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她很早就开始在小组中以一种漫无目的、毫无连贯性又无休无止的方式谈论自己。当我不禁疯狂揣测自己将会以何种举动来阻止她的喋喋不休时，罗杰，这位优秀但性格张扬的精神治疗师，同时也是敏感小组的元老级人物突然开口了，“辛西娅，”他说，“你让我感到厌倦。”

辛西娅瞬间错愕了。在片刻不知所措的沉默之后，我开口道：“我也不太能理解辛西娅想要告诉我们的东西，所以罗杰，其他人或许和你一样感到厌倦，但是我希望你能记住，辛西娅可能就是上天选中的人——弥赛亚。”

罗杰顿时羞愧难当，出于自身的爱和谦逊，他很快就做出了弥补。“我想向你道歉，辛西娅，”他说，“我感到厌倦，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应该对你出言不逊，对不起，我希望你能原谅我。”

而辛西娅突然变得兴高采烈，也许之前从没有人向她请求过宽恕。她说：“我确实总是喋喋不休的，我的精神科医生告诉我，我需要在这方面自我克制一下。所以如果你善意地提醒我话太多，我是完全不会介意的。”

“来坐在我旁边吧，”罗杰说，“如果我发觉你又开始长篇大论了，我就把手放在你的膝盖上，你也会立即知道自己该停下来了。”

辛西娅像个初次约会的年轻女孩般磕磕绊绊地移到罗杰身边。在那之后，尽管她又多次唠唠叨叨，语无伦次，但每当罗杰触碰她的膝盖时，她都会高兴地停下说到一半的话。第二天，辛西娅未曾说过一句话。她只是安静地坐在罗杰旁边，十分满足地只是紧紧握着他的手。

虽然小组在开始的时候经常讨论《拉比的礼物》，但是也很容易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忘记它。然而每当让他们回忆起这个故事所传达的恭敬和温柔时，仍然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直面现实是真诚关系的一个特征，而另一个特征是，在直面现实的时候，关注中的人会采用尽可能恭敬而温柔的方式。

梦境

梦也可以是非常优雅而有针对性的故事。通过梦境，人们可以在无意识中创造出满足当下需要的故事。梦是具有补偿性的，它们所反映的往往是我们最缺少的，最需要从无意识中重新寻觅出来的东西。在梦中，无意识会不停地产生具有教育意义的场景和形象。所以，在每天的小组工作结束之前，我都会建议成员们记住并复述夜里所做的那些特别生动的梦，无论它们表面上看起来多么毫无意义。而几乎每个小组中都会有一个或多个扮演“小组梦想家”角色的人。

曾经有一位老太太就是其中之一，她参与小组讨论的唯一方式，便是在每天早上讲述一个精妙的梦。这个小组在第一天的工作中遇到了建立真诚关系早期阶段的典型困难，成员们认为我缺乏领导力，同时也不愿意袒露自己的伤口。第二天早上，这位老太太第一个发言。“斯科蒂告诉我们应该留意我们做的梦，”她说道，“尽管我不认为它和这个群体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你们愿意，我会将我昨晚的梦讲给你们听。”

大家通过充满期待的沉默暗示她继续。“好吧，”她说，“这可能和发生的一切都毫无关联，但是由于某种原因，我梦见自己和一个朋友在医院的急诊室里，似乎发生了一场可怕的事故或者别的什么，急诊室里充满了伤员。大家都焦急地等待着医生的到来，我们除了用清水替伤员洗涤伤口再用绷带包扎之外完全无能为力。终于在一名医护人员的陪同下，医生赶到了，可令我们大失所望的是，他完全帮不上忙。我的意思是，他看起来像是嗑了药还是别的什么似的，一直在发呆。”由于这与我的领导方式何其相似，群体中爆发出阵阵哄笑。“但是最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她接着说，“我和我的朋友正站在一个重伤的患者身旁，那些伤口不久前刚刚裂开，医护人员在我们身边，他什么都没做，只是用关爱的眼光注视着患者，但是当我自己低头再看时却惊奇地发现，患者的所有伤口都已经愈合了。”

我们小组的梦想家已经为大家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