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在复杂中摔打，在矛盾中抉择

生命的复杂在于我们同时是个人、家庭、单位、团体和社会的成员，我们做出任何一个抉择，都意味着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在做抉择时，我们必须明白哪些是最重要的，哪些是次重要的，哪些可以舍弃，哪些必须保留。在这里，请首先让我把注意力集中到我认为最重要的抉择之一，即我们在心中所做的个人抉择。

如我所说，意识发生在选择之前。没有意识，就不会有选择。因此，我们在生命中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个人决定，就是选择有意识的生活。然而，有意识并不会使抉择变得容易。相反，意识还会增加抉择的难度和复杂性。

为了说明抉择的复杂性，我们可以回忆一下自己是如何处理愤怒的。我们的脑内有一群神经细胞掌控着那些强烈的情绪，其中之一就是愤怒。人类的愤怒与其他动物的愤怒一样，基本上来源于领地意识。当意识到有外来生物侵犯我们的领地时，就会触发出愤怒。例如一条狗不小心闯入了另一条狗的领地，就会遭到愤怒地攻击。人类其实与狗差不多，不过人类对于领地的理解要复杂得多。人类不仅拥有地理上的领地，当陌生人不请自来，摘了院子里的花朵时，我们会愤怒，而且人类还有心理上的领地，当别人批评我们时，我们也会生气。与此同时，人类还有意识形态的领地，当有人中伤我们的信仰时，即使这些人远在千里之外通过网络批评我们，我们也会勃然大怒。

由于我们的愤怒神经细胞总是在发作，而且时常不合时宜，导致我们有时候只是感觉被冒犯，而不是受到真正的侵犯，也会怒发冲冠。所以我们必须有弹性地处理那些激怒我们的事情，这就需要我们学习一套复杂的系统来处理愤怒。有时候我们应该反思：“我的愤怒毫无道理，很不理智，这是我的错。”有时候我们可以想开一点：“这个人的确侵犯了我的领地，但他不是故意的，没有必要为此生气，甚至大发雷霆。”但是如果冷静思考后，仍然认为某个人真的严重侵犯了我们的领地，那么就必须对那个人说：“听着，你侵犯了我，我对你的行为感到很愤怒！”当然，有时候我们也必须立即表示愤怒，当场迎头痛击那些侵犯我们的人。

当我们愤怒时，至少有五种方法可以处理怒气。我们不仅要知道这些方法，更要学习在什么场合使用什么方法。这需要对自己内心与外在环境都有透彻的觉察才行。难怪只有少数人能妥善处理愤怒，而且通常要到四五十岁时才能做到，许多人则一辈子都无法做到。

事实上，能够正面积极处理愤怒，以及生命中的一切问题与挑战，这种能力决定了我们心灵的成长。相对的，缺乏这种能力，我们就会拒绝成长，并导致自我的毁灭。

聪明的自私与愚蠢的自私

要成长，必须学习分辨自我毁灭与自我建设。当我还是心理医生时，我与病人经过五次会诊后，就不允许他们再使用“无私”这个词。我告诉他们，我是一个彻底自私的人，从来就没有无私地为其他人做过任何事。浇花时，我不会对花说：“花儿，瞧，我在为你做事，你应该感谢我。”我浇花是因为“我”喜欢花朵的美丽。同样，当我为孩子做事情时，是因为“我”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父亲，同时做一个诚实的人。为了使这两种形象能够完整地存在，我就必须时常身不由己，去做我平常不想做的事。

事实是，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或多或少都与自己有利害关系，例如捐钱给慈善机构是为了使自己有荣誉感。有人大学毕业后“牺牲”了高薪的工作，进法学院，希望将来做律师“造福社会”，其实他也是造福自己。一个妇女待在家里养育孩子而没有外出工作，她愿意为家庭奉献，但是她也因为这个决定而得到利益。

所以自私不是一件单纯的事。我会要求我的病人去区分聪明的自私与愚蠢的自私：愚蠢的自私是逃避痛苦，聪明的自私是分辨何种痛苦是有建设性的，何种痛苦是非建设性的。我谈了许多关于受苦与自律的道理，许多人也许会认为我是个受虐狂。其实我不是受虐狂，我是享乐狂。我看不出非建设性的受苦有任何价值，如果我头痛，第一件事就是去吃两颗止痛药，因为头痛没有任何好处，我完全不需要这种非建设性的受苦。另一方面，生命中有许多痛苦可以让我们得到建设性的学习，对我们精神的成长有很大的帮助。

对于“建设性”与“非建设性”这两个词，我喜欢用“存在性”和“神经官能性”这两个词来代替。存在性的痛苦是生存本来的一部分，是不应该躲避的。例如，放弃旧习惯的痛苦，改变的痛苦，重新学习的痛苦，面对打击和挫折的痛苦，面对衰老与死亡的痛苦等。从这么多的痛苦中，我们可以学到许多东西。承受这些痛苦，我们的心灵就能获得成长，变得越来越强大；逃避这些痛苦，则会让我们的心灵退化、人格萎缩。

而神经官能性的痛苦就是指逃避生存性痛苦所带来的痛苦，这些痛苦是我们自己衍生出来的，多余的，没有必要的。之所以说它们是非建设性的痛苦，是因为它们不仅不会帮助我们的心灵获得成长，反而还会阻碍我们，让我们不堪重负。这就像打高尔夫球，我们只需要14只球杆，而你偏偏要背上98只杆，让自己举步维艰。

50年前，当弗洛伊德的理论开始渗透到知识分子中间时，有许多前卫的父母知道负罪感可能与神经官能症有关，于是他们决心要培养出毫无负罪感的孩子。对孩子而言，这是多么糟糕的一件事。我们的监牢里挤满了缺乏负罪感的人。我们需要一定程度的负罪感才能生存在社会中，这就是我所说的存在性负罪感。但是我也要强调，过多的负罪感不仅不会帮助我们生存，反而会阻碍我们的成长，剥夺我们生存的快乐和宁静的幸福。

还有另一种痛苦的感觉也是如此，这种感觉叫焦虑。每个人都需要一定程度的焦虑，才能有效地生活。例如，如果我要到纽约演讲，我也许会焦虑如何才能到达，于是我的焦虑会促使我去看地图。如果我不焦虑，我也许会迷路，留下上千名听众在纽约空等。所以我们需要一些焦虑才能好好活着。

但是，当焦虑超过了一定限度后，不仅不会帮助我们，反而还会妨碍我们。例如，我可能会这么想：“万一我的轮胎漏气或发生了意外怎么办？要知道纽约市附近的人开车都很快，很危险。就算我到达了演讲的地方，万一我找不到停车位怎么办？”由于对去纽约焦虑不安，最后我不得不放弃：“很抱歉，纽约的听众，这超过了我能力所及。”过分的焦虑会让我们忧心忡忡，丧失行动的能力。这种会限制我们行动的焦虑，显然是神经官能性的痛苦。

在生命中，我们所面临的最重要的抉择就是：要么逃避一切痛苦，最后承受神经官能症的痛苦，走向愚蠢的自私；要么选择承受存在性的痛苦，让心灵成长，走向聪明的自私。但是要做这个决定，我们就必须学习区分哪些是神经官能性的痛苦，哪些是存在性的痛苦。

我在《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中写道：

“生活中遇到问题，这本身就是一种痛苦，解决它们的过程又会带来新的痛苦。各种各样的问题接踵而至，使我们疲于奔命，不断经受沮丧、悲哀、痛苦、寂寞、内疚、懊丧、恼怒、恐惧、焦虑和绝望的打击，从而不知道自由和幸福为何物。这种心灵的痛苦通常和肉体的痛苦一样剧烈，甚至令人更加难以承受。正是由于人生的矛盾和冲突带来的痛苦如此强烈，我们才把它们视为问题；也正是因为各种问题接连不断，我们才觉得人生苦难重重。

“人生是一个不断面对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问题可以开启我们的智慧，激发我们的勇气。为解决问题而努力，我们的思想和心灵就会不断成长，心智就会不断成熟。学校刻意为孩子们设计各种问题，让他们动脑筋、想办法去解决，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的心灵渴望成长，渴望获得成功而不是遭受失败，所以它会释放出最大的潜力，努力将所有问题解决。‘问题’是我们成功与失败的分水岭。承受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痛苦，我们就能从痛苦中学到很多东西。美国开国先哲本杰明·富兰克林说过：‘唯有痛苦才能给人带来教益。’面对问题，智慧的人不会因害怕痛苦而选择逃避，他们会迎上前去，坦然承受问题带给自己的痛苦，直至把问题彻底解决。”

责任的抉择

大多数人前来看心理医生，不是患有神经官能症，就是深受人格失调之苦，而这两种心理疾病都是因为在需要承担责任时，无法做出正确的抉择，都是责任感失调：神经官能症承担了过多的责任，而人格失调的人承担的责任又太少。他们都不能恰如其分承担责任。当问题出现时，神经官能症患者往往会把所有的错误揽在自己身上，人格失调症患者则将一切责任推给别人。

神经官能症患者与人格失调症患者说话的方式也不一样。神经官能症患者常常会说“我应该”“我本来可以”“我不应该”，总是觉得自己没有达到标准，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表现出一种内疚和自责的自我形象。而人格失调症患者则常常会说“我不能”“我无法”“我做不到”，他们缺乏主动承担责任的能力，显示出一种事不关己消极逃避的自我形象。

神经官能症患者的内心会陷入剧烈的冲突，很难获得宁静、快乐和幸福。而人格失调症患者由于不愿意承认自己有问题，所以很难解决问题。我在冲绳岛当陆军心理医生时，遇到两位女子，她们都非常怕蛇。她们的恐惧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这些恐惧严重干扰到生活。

冲绳岛上有一种令人恐惧的毒蛇，名叫哈布蛇。它的大小介于大响尾蛇与小蟒蛇之间，昼伏夜出。当时冲绳岛大约有10万美国人，每两年会有一人被哈布蛇咬死，而半数被咬死的人都是因为晚上跑进了丛林中，而不是在陆军宿舍区。由于宣传工作做得好，所有美国人都知道这种毒蛇，而所有医院也都备有解药。总之，好几年来没有美国人被蛇咬死。

第一位出现的女子约30岁，来到我的办公室见我。“我对蛇有一种很荒唐的恐惧，”她说，“我晚上不敢外出，不敢带小孩出去看电影，也不敢陪丈夫上俱乐部。我知道几乎没有人被蛇咬，可是我就是感到害怕，我真是太傻了。”从她的话语中可以发现，她对自己的表现很不满意，内心陷入了激烈的冲突。虽然她大多数时候都被困在家中，尤其害怕在晚上外出，但是她想要找出方法来减轻恐惧，不让恐惧妨碍她的活动。

弗洛伊德曾经指出，恐惧症通常是真正恐惧的替代品，代表患者不愿去面对掩藏在恐惧背后的更深层的恐惧。我从治疗中发现，这位女子从来没有真正处理过面对死亡与邪恶的恐惧，而这是有关存在主义的问题。一旦她开始面对这些课题，虽然她仍然会胆怯，但是她开始能够与孩子丈夫在晚上外出。感谢心理治疗，等到她准备离开冲绳岛时，她已经踏上了精神成长的路。

第二位女子对于蛇的恐惧，是我在她家做客聊天时才发现的。她40多岁，丈夫是一个行政主管。从谈话中我得知她的生活已经接近隐居。她很激动地说她是多么渴望回到美国，因为她在冲绳岛等于是被囚禁在家里。“我无法外出，因为那些可怕的蛇。”她说。她知道其他人会在晚上外出，但是她说：“如果他们要做蠢事，那是他们的问题。”更过分的是，她责怪美国政府以及冲绳岛，因为“他们应该彻底消灭那些恐怖可恶的蛇”。这就是典型的人格失调症，她不把恐惧看成是自己的问题，而把责任一股脑儿地推给别人。即使恐惧的病态表现得非常明显，她也不会想到去看心理医生。她放任恐惧妨碍她的生活，拒绝参加任何离开住处的社交聚会——即使那些聚会对她丈夫的工作很重要，她也会毫不犹豫地拒绝。

如这两个案例所显示，神经官能症比较容易治疗，因为患者接受责任，知道自己有问题。而人格失调症则比较困难，因为他们不认为自己是问题的根源，他们觉得一切都是别人的问题，而不是自己需要改变。

所以，在生活中，我们必须不断去分辨或选择我们应该负什么责任，不应该负什么责任，以求达到健康的平衡。分辨什么是应该负的责任，什么不是，这是人类所要持续面对的挑战之一，永远无法得到彻底的解决。在生命不停的变化过程中，我们要承担的责任也会发生变化。必须不断地评估与再评估自己的责任所在。没有既定的公式，每一个情况都是新的，每次我们都必须重新考虑我们的责任。这种抉择会出现成千上万次，几乎一直到我们死亡那一天为止。

服从的抉择

别人说的话，我们是听从，还是不听从；一些规矩，我们是遵守，还是不遵守；有些信念，我们是相信，还是不相信……当我们用自由意志选择听从、遵守和相信的时候，就相当于暂时放弃了自己的意志，服从于外在力量。但是要做出服从的抉择并不容易，我们必须仔细揣摩要服从的对象，必须弄清楚，我们在什么时候服从，什么时候不服从。例如，当年幼时，我们完全服从父母，但长大后，可能就只是在某些方面服从了。

服从，意味着“遵照您的旨意，而不是我的意愿”来行动。我们服从的对象可以是某个人、某个团体、某个组织、某种信念、某种价值观，以及某种力量。风靡美国的匿名戒酒协会服从的对象是“更高的力量”。这个词是指某种比我们个人更“高等”的事物，可以让我们去臣服。当然，我们也可以服从于光明、爱和真理。

服从于光明，可以解释为服从于意识的抉择，也就是觉察，包括外在的觉察与内在的自省。服从于爱，也就是选择将全部精力集中在某个人身上，从而促进自我和对方的心灵都获得成长。在《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中，我给爱的定义是：爱，是为了促进自我和他人心智成熟，而不断拓展自我界限，实现自我完善的意愿。

爱是复杂的，也是矛盾的。我们常常会把很多不是爱的情感误认为是爱，比如陷入情网、依赖和自我牺牲等。有时候，我们还会把施与当成是一种爱的表现，但是很多人却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施与，觉得会受到控制，仿佛要亏欠对方一辈子，结果施与反而会导致摩擦和怨恨，而不是真正的爱。

与此同时，我们认为“爱是温柔的，爱是仁慈的”，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必须表现出“严厉的爱”。爱时常是神秘的，有时候需要温柔，有时候需要严厉。实际上，一直不断委屈自己迎合他人并不是真正的爱。对爱的服从并不是一味付出，任人践踏。就像我们终其一生必须选择我们的责任，我们也必须选择什么时候爱别人，什么时候爱自己。

我觉得爱的关键在于自我调整。除非我们能够真正爱自己，否则我们无法爱别人。在许多人际关系中，我们会看见人们以爱为名义试图改造对方。不管我们怎么想，这种改造一般都是自私的、控制的、无爱的。在我自己多年的婚姻中，莉莉与我必须努力克制自己，才能调整我们想要改造对方的欲望，实现一种包容、接纳与了解的爱。

许多人把爱与行为画上等号，他们觉得必须做些什么，才能符合自己与对方的期望。矛盾的是，许多时候什么都不做，只是保持自然的自我，而不要时时在意该做什么，就是爱的表现。例如，我非常喜爱谈论神学，但是基于爱，我克制自己与我的孩子谈神学，因为那会是一种侵略性的传教。在我的小说《友善的雪花》中，少女珍妮问她父亲是否相信来生。他的回答是“有些重要的问题，我们应该自己去寻找答案”。在这里，他收敛了自己的意见，这是他对女儿非常慈爱与尊重的表现。

谈到对真理的服从，也是非常复杂与必要的课题。在《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中，我说：“所谓自律，就是主动要求自己以积极的态度去承受痛苦，解决问题。自律有四个原则：推迟满足感、承担责任、忠于事实、保持平衡。”所谓忠于事实，就是追求真理，这是自律的一个原则。对于这个原则，我说偶尔隐瞒部分的事实也许是一种爱的表现，但即使这种微小的“欺骗”也可能具有危险性，我感觉必须对这种稀少的善意谎言建立更严格的判断标准。如果隐瞒了关键性的事实，这种做法并不亚于撒谎。这种谎言不仅不具爱意，而且会导致怨恨。它只会增添世界上的黑暗与困惑。相反地，说实话是一种爱的行动，尤其是冒着危险说实话。实话减轻了黑暗与困惑，增加了世界渴望的光明。

当我们说谎时，通常是为了逃避行动的责任，以及行动之后的痛苦后果。我永远感激我的父母在小时候经常教育我的一句话：“面对音乐”。这是一句美国俚语，意思是敢作敢当，面对后果，不要遮掩，不要说谎，摊在阳光下。这个意思虽然清楚明了，但是我后来才想到这句话有点奇怪。为什么是“音乐”呢？为什么要把这种可能很痛苦的事称为面对音乐，而我们通常觉得音乐是很愉快迷人的？我不知道这句话源自何处。也许字眼的选择很深奥，有神秘的意义。我的理解是，当我们服从于真理后，尽管会感到烦恼和痛苦，但却与真实的生命取得了和谐，能够演奏出生命悦耳的乐章。

在真理的抉择上，谎言仿佛只是针对他人。其实不然。我们更会对自己说谎。这两种谎言彼此狼狈为奸，造成永不停止的恶性循环。虽然我们无法永远欺骗所有人，但是自我欺骗的能力是没有止境的，在自我欺骗中，我们甚至不惜变得疯狂和邪恶，这是最终极的代价。自我欺骗不是善待自己，刚好相反，它就像欺骗别人一样恶劣，而且理由也相同——增加自我的黑暗与困惑，一层一层扩大阴影。所以，选择忠诚于自己，就是选择心灵健康，不是心理疾病，更不是邪恶，这是我们对自己最有爱意的抉择。

在个人信仰方面，我们面临了许多复杂的选择。如果我们选择相信某种事物，是否表示该事物就是真理？如果是这样，服从真理只不过是服从自己而已。所以，我们必须选择一个比我们更高的真理，服从于更高的意志。服从有两种状态：一种觉得举头三尺有神明，怀着敬畏之心，服从善良；另一种是拒绝顺服于任何高于自己意志的事物，怀着狂妄自大之心，服从邪恶和魔鬼。C．S．刘易斯说：“宇宙中没有中立之处，每一方寸，每一分秒，若不是属于上帝，就是为魔鬼撒旦所占据。”也许我们认为自己可以站在上帝与魔鬼之间，既不服从善良，也不服从邪恶。但是“不选择也是选择”。走在墙上终究是危险的，不服从的抉择终究会将我们撕裂。

职业的抉择

对大多数人而言，“职业”这个词往往被解释为谋生的技能或工作,通常是指赚钱的活动。其实它还有另一层含义，比如我们说一个人在某件事情上很“职业”，是指他在这件事情上很擅长。反过来说，这件事情也深深地吸引着他，使他心甘情愿为之付出，为之献出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在这种情况下，职业更多的是指与天赋契合的事情，能够让我们全心全意投入的事情，能够激发我们热情和创造力的事情。

我曾说：“爱，是一种自我完善的意愿。”所谓“自我完善”，在很大程度上是指我们竭尽全力将自己的天赋发挥出来，不留遗憾。其实这也是我们来到世上的使命。所以，当我们面临职业的抉择时，一定要出于爱，而不能人云亦云，或者靠虚荣心去做决定。纪伯伦说：

总有人对你们说：“工作是一种诅咒，劳动是一种不幸。”

但我要对你们说：“只有在工作中才能实现大地最深远的梦想，只有在劳动中才能真正热爱上生命。”

通过工作来热爱生命，就是领悟了生命最深的秘密。

……

也总有人对你们抱怨：“生活是黑暗的。”每当你们疲倦的时候，都会随声附和。

而我要说，生活的确是黑暗的，除非是有了渴望；

一切的渴望都是盲目的，除非是有了知识；

一切的知识都是徒然的，除非是有了工作；

一切的工作都是虚空的，除非是有了爱；

当你们带着爱去工作的时候，你们便与自己，与他人，与上帝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爱是一种主动的意愿，带着爱去工作，首先就需要我们找到真正热爱的职业。由于每个人都迥然不同，热爱的职业也就天差地别。有的人热爱成为家庭主妇，而有些人则热爱成为律师、科学家或广告公司经理。有些人到了中年时，才发现自己长期从事的职业并不是真正热爱的，而另一些人则花费数年——甚至一辈子——来逃避他们真正的天赋。

有一次，一名40岁的陆军士官长来找我，他在两个星期后就会被调往德国，而他感到有些轻微的抑郁。他说他与家人都很厌倦迁移，像他这种级别的军官很少会来看心理医生，尤其是为了如此轻微的症状。这个人还有一些特别之处：他不仅聪明能干，还很儒雅。他说自己喜欢绘画。我觉得他更像是一位艺术家，而不像是一位军人。他告诉我他已经服役22年了。我问他：“既然你如此厌倦迁移，为什么不退役呢？”

“我不知道退役后该做什么。”他回答。

“你可以画画呀！”我建议。

“不，那只是个业余爱好，”他说，“我无法靠它维持生计。”

我不知道他的画到底好不好，不能反驳他，只能继续与他聊些别的事情，“你的履历相当优秀，显然很有才能。”我说，“你可以找到很多好工作。”

“我没有上过大学，”他说，“我也不适合去推销保险。”我建议他可以用退休金回去上大学，他的回答是：“不，我太老了，在一群孩子里会不习惯。”

我让他一周后再来时带一些他最近的画作。他带了两幅画，一幅是油画，另一幅是水彩。两张画都很杰出，很现代，充满想象力，甚至有点夸张，线条与色彩的运用皆有独到之处。我详细询问，他说他一年能画三四幅画，但是从来没有想到去卖，只是送给朋友当礼物。

“听着，”我说，“你有真正的天赋。我知道艺术界竞争残酷，但是这些画绝对有人买。你不应该只把画画当业余爱好。”

“天赋只是主观的判断。”他喃喃说道。

“只有我一个人说你有天赋吗？”

“不止你一人，但是我不能想入非非，好高骛远，那样必然会摔得很惨。”

这时我告诉他，显然他在逃避自己的天赋，其原因也许是害怕失败，也许是畏惧成功，或者两者兼有。我提议为他开出不适合调任的医疗证明，他可以留在原岗位，我们可以继续探讨问题的根源，但是他坚持说去德国是他的“职责”。我建议他在德国找心理医生，但是我很怀疑他会采纳这项建议。我觉得他如此强烈地抗拒着他的天赋，恐怕永远也不能让其充分释放出来。这正是他感到抑郁的根源。

从事与天赋不相符的工作会让我们感到空虚和无聊，这样的工作不能释放我们的内心，不能调动我们的热情和潜能，只能让我们以混日子的心态停留在工作的表面，无法深入下去，从而变得无精打采，郁郁寡欢，甚至感到抑郁。

职业不仅是维持生计的工作，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取得深刻联系的方式，更是我们获得存在感的重要途径。那些有勇气听从天赋召唤的人，尽管会历经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他们却活得充实和幸福，不会让人生留下太多的遗憾。

感恩的抉择

十年前，我收到两张支票，一张是演讲费，另一张是没留名字的捐款。我一向认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是当我一手拿着辛苦赚来的钱，另一手拿着令人惊喜的赠予时。我的心情变得很复杂。生活中有一些事情是理所当然的，比如我演讲就应该得到报酬，但还有一些事情则是意外的惊喜，比如那笔捐款。对于前者我可以坦然接受，而对于后者我却心怀感恩。

感恩，是感谢恩赐。恩赐不是通过努力争取来的，而是一种不期而遇的礼物。有一位著名的传教士告诉我一个故事，一个年轻的北方人出差去美国南方，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来到南方。他连夜开车赶路。等他到了南卡罗来纳州时，饥饿难耐，就在路旁的餐饮店点了煎蛋与腊肠。当餐食被送来时，他很惊讶地发现盘子内有一团白色的东西。

“这是什么？”他问女服务员。

“玉米泥，先生。”女服务员带着浓厚的南方口音回答。

“但是我没有点玉米泥。”他问，

“你不用点玉米泥，”她回答，“这是额外赠送的。”

传教士说，这就很像恩赐，你不用点它，它是意外的惊喜。

在我的经验中，能够把意外的惊喜当成愉快的礼物来享受，对于心理健康是很有益的。能够觉察到恩赐的人，要比无法觉察恩赐的人更懂得感恩，也更能给他人带来快乐。

为什么有些人自然而然懂得感恩，而有些人则不能呢？我们很容易相信，来自于温暖家庭的孩子长大后会成为感恩的人，而缺乏家庭照顾的孩子容易成为愤世嫉俗的人，但问题是，到处都有例外的情况。我见过许多人童年生活在贫困、压迫，甚至残酷的家庭里，但是成年后却懂得感恩。相反地，我也见过一些人来自于充满温暖和爱的家庭，却一点也不懂得感恩。

感恩的心很神秘，我相信感恩的心本身就是一项赠予。换句话说，能够欣赏赠予的能力就是一项赠予。这也许是除了坚强的意志之外，一个人所能得到的最好的恩赐。但这不表示感恩的心不能经过培养来获得。

有一次，我督导一位心理医生的工作，他的病人是一名40来岁的男子，由于抑郁症前来寻求帮助。就抑郁症而言，他算是相当轻微的。也许更准确的描述应该是消化不良。仿佛整个世界让他感觉消化不良，使他胀气打嗝不止。他的症状持续了许久而没有改善。到了第二年快结束时，那位医生告诉我：“在上次诊疗时，我的病人兴奋地告诉我，他开车时看到非常美丽的夕阳，使他情不自禁地大声赞叹。”

“恭喜你！”我说。

“为什么？”他问。

“你的病人跨过了一个障碍，”我说，“他正在迅速康复中。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人怀着感恩的心欣赏生命，他不再沉溺于对事物的负面思考中，也走出了自我囚禁的牢笼。现在他能够发现周围的美丽并表示感激，这代表了惊人的转变。”后来我知道我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位心理医生告诉我，几个月后，他的病人仿佛成为一个全新的人。

诚然，一个人如何面对困境、好运或厄运，是判断他感恩能力的最好依据。我们是常常抱怨天气的恶劣，还是能够欣赏天气变幻之美？如果冬天被困在阻塞的车流中，我们是坐在那里怨声载道，气得想要毁掉前方的车辆，还是去想在暴风雪中，我们很幸运能躲在一辆车里？我们是习惯于抱怨工作，还是设法提高自己的技能？

实际上，我们可以把某些厄运看成是伪装的恩赐，与此同时，对某些好运也要保持谦逊，不把它们视为理所当然。小时候，我得到了一套已经绝版的《艾尔杰儿童冒险故事集》。我沉迷于其中。故事里的英雄人物对他们的处境都怀有一颗感恩的心，他们不会抱怨困难，反而把困难当成一种机会，而不是诅咒。我想童年时阅读这些书对我有极大的正面影响。

在生命中，我们很容易对厄运怨天恨地，而把好运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样的心态无疑会把我们囚禁在自我的泥潭之中，无法抬头仰望星空，去感受生命的壮阔，及其深远的意义。

死亡的抉择

人生面临的最后一个抉择是，如何面对死亡。这不是死或不死的抉择，而是如何赴死。每个人都有一辈子的时间来准备。不幸的是，很多人总是回避衰老和死亡，期望长命百岁，幻想生命没有极限。我特别讨厌一个广告：一位60多岁的妇女原本患有风湿痛，现在服用了一些药后，正在神采飞扬地打网球，广告的结尾是所有人在欢呼：生命没有极限！

生命怎么可能没有极限呢？年轻时我们充满活力和探险精神，但是稍不注意，就会让生命越过极限，命丧黄泉。后来我们逐渐衰老，离极限越来越近。一生中，我们需要做很多抉择，诸如要不要结婚，与谁结婚，选择什么样的职业，退休后如何生活等。与此同时，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也是在学习放弃。如果我们衰老得不得不坐在轮椅上，就必须接受现实，放弃年轻时生龙活虎，跳上飞机周游世界的想法。

没有人喜欢变老，变老是一个逐渐被剥夺的过程，包括身体的灵敏度、性能力、容颜和权力，这个被剥夺的过程是令人痛苦的，必然会让我们产生失落和沮丧。但是不喜欢变老并不表示我们就可以否认变老的事实。随着逐渐变老，我们选择的余地越来越狭窄，必须学会适应。

死亡是最终极的剥夺。我常听很多人说，“如果”他们必须离开人世——仿佛他们可以选择似的——他们宁愿死得突然而且迅速。癌症与艾滋病之所以如此恐怖，是因为这种疾病让人死得很缓慢，很痛苦。对许多人而言，这个过程等于失去尊严。虽然被剥夺时的羞辱感令人沮丧和无奈，但是，我们却可以学习分辨虚假的尊严与真正的尊严。对于死亡的过程，自我的反应与灵魂的反应有云泥之别。我们的自我通常无法忍受肉体逐渐凋零的景象，视之为尊严的丧失。但是尊严只存在于自我之中，而不存在于灵魂之中。在被剥夺的过程中，尽管这是一场赢不了的战争，但是自我还是会进行猛烈地抗拒。而灵魂则欢迎被剥夺的过程。当我们放弃抗拒时，我们也放弃了虚假的尊严，于是我们可以从容地赴死，带着真正的尊严。

从容赴死并不是等于安乐死。安乐死是想把本质很苦涩的过程变得很轻松。在我看来，这是偷懒走捷径的方式，逃避了面对死亡的受苦过程，也逃避了灵魂升华的机会。从容赴死也不是否认死亡。有些人否认死亡的方式是拒绝写遗嘱，不谈他们面对死亡的感觉，即使他们知道自己来日无多，还在空想遥遥无期的未来计划。否认死亡也许可以缓解痛苦，但也会困住我们。它不仅阻碍了有意义的沟通，也阻碍了生命最终的学习。

我相信从容赴死是选择把剥夺视为净化，把死亡视为灵魂的升华，让生命的真正尊严得以彰显。在我的小说《窗边的床》中，我描述养老院一些垂死的病人，他们仿佛具有神圣的光环，这种现象不是虚构的。当面临死亡的人真正经历了沮丧绝望的阶段，而到达接受死亡的境界时，真的会使旁人感觉到“光辉”，这是许多人亲身的经验。

当我们面对不可避免的变老和死亡过程时，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可以选择升华，不是因为怨尤，而是因为谦逊。也许当我们终于学习接受一切都自有安排时，才会做出从容赴死的选择。不管是否相信来生，从容地走向死亡，迎向死亡的怀抱，都是对一种永恒信念的最高顺服，相信生命的一切都具备了最终的完整。于是，在这个最重要的生命抉择中，我们选择放弃一切选择，把灵魂完全托付于更高的力量。

空无的抉择

死亡是最终极的空无。就算我们相信有来生，仍然畏惧死亡的空无，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另一边究竟是通往何处。

空无的种类繁多，浩若烟海，其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容易谈论而不至于显得过于神秘的是“无知的空无”。尽管我们这个社会倡导“无所不知”的心态，把承认无知等同于无能，但事实上，在我们生命中总有些时候，放弃无所不知的态度才是正确的，这种做法不仅是最合适的，还有益于心理健康。

在我的青春期时，一位拥有“无知的空无”的成年人给了我极大的帮助。高中15岁时，我决定离开那所极负盛名的学校。现在回想起这个生命的转折点，我很惊讶自己居然有那样的勇气。毕竟，我违背了父母的意愿，放弃了他们早已为我安排好的阳关大道。在那个年纪，我并不清楚我到底在做什么，对于所有人都渴望挤进去的“上流圈子”，我却不屑一顾。可是离开那所贵族学校之后，我该何去何从呢？面对不可知的未来，我感到非常焦虑和惶恐。我想在做这个重要的决定之前，应该先征求一些老师的建议。但是要找谁呢？

我想到的第一个人是辅导老师。事实上，我们有两年半的时间没有说过话，但他是出了名的好人。第二个人是脾气有点古怪的老主任，他是许多校友所爱戴的老师。我想“三”是个好数字，但是要找第三个老师有点困难。最后我想到了数学老师林奇先生，他是个比较年轻的老师。我选择他并不是因为有什么交情，也不是因为他特别和蔼可亲。事实上，我觉得他是个冷漠刻板的数学呆子，但是大家都说他是个天才。他曾参加过曼哈顿工程（美国原子弹研发计划）中的高等数学运算，所以我想我应该找个“天才”谈谈我的决定。

我先去找辅导老师好好先生，他听我讲了大约两分钟，就温和地打断了我的话：“斯科特，你在这里的表现的确欠佳，但是还没到无法毕业的地步。在这样优秀的学校以低分毕业，也要比你在其他学校以高分毕业管用。何况中途转学对你的记录没有好处。再说，我相信你的父母会非常不高兴。所以你为什么不安于现状，尽力而为呢？”

接下来我去见脾气古怪的老主任，他只让我说了半分钟话。“我们这所学校是全世界最好的学校，”他哼着鼻子说，“你的想法真是愚蠢至极，你最好给我振作起来，年轻人！”

我感觉越来越糟，最后去见了林奇老师。他让我一口气说完，花了大约5分钟。然后他说他仍然不十分了解，要我再多谈一些关于学校、我的家庭，我的信仰（他竟然允许我谈信仰！），还有我心里能想到的任何东西。所以我又继续说了10分钟，前后说了15分钟，对于一个沮丧又不善言辞的15岁男孩来说，这是相当难得的。等我说完后，他问是不是可以问我一些问题。受到大人如此的关注，我很乐意地回答：“当然可以。”于是他又花了半个钟头的时间，问了我许多问题。

最后，总共经过了45分钟，这个被公认为天才的老师坐在椅子上向后靠了靠，露出苦恼的表情说：“很抱歉，我无法帮助你。我不知道该给你什么建议。”

“你知道，”他继续说，“要一个人完全设身处地替另一个人着想是不可能的。但是就我目前对你的了解，如果我是你，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还好我不是你。所以你可以了解，我不知道该给你什么忠告。我很抱歉我无法帮助你。”

这个人几乎救了我的命。因为在45年前的那天早上，当我走进林奇老师的办公室时，我几乎到了自杀的边缘。而当我离开时，我感到如释重负。因为如果连一个天才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也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虽然林奇老师没有提供任何答案，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做，但是他选择了“承认无知”，结果却给我提供了最需要的帮助。别人都认为我放弃这所学校是一个疯狂的决定，不等我把话说完就急于表达观点，但是林奇老师愿意倾听我的心声，肯花时间在我身上，试着设身处地为我着想，他给予了我莫大的安慰，让我从困境中走了出来。

在生命的经验中，没有简单或容易的公式，我们都必须忍受某种程度的虚空，接受无知的痛苦。当我们的内心变得虚空的时候，就能听见内心的声音。相反，如果我们始终认为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那么我们就听不见内心的鼓点，踩不准命运的节奏。更重要的是，世上所有的邪恶都是自以为是的人干出来的，而不是那些心中虚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