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在复杂中摔打，在矛盾中抉择

在家庭、工作或者人际交往中，当我们扮演不同的角色，承担各种责任、义务与挑战时，都会面临许多复杂的抉择。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得更远，越过家庭与所属的组织，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观察自己，我们会发现生命更为复杂。不管是小孩、父母、学生或雇员，都从属于一种更大的组织，我们称之为社会。我们以群体的方式生存，这种群体的范围超过了乡村和城市，区域或国家。我们都是世界的公民。

身为社会中的一分子，我们在享受公共福利的同时必须缴税，还需要承担某些义务。我们必须做出抉择：是想成为一名善良正直的公民，还是对任何事情漠不关心，得过且过？在做这些抉择时，我们不可避免会面对许多矛盾。换言之，几乎所有的真理都是矛盾的，当我们在社会中进行抉择时，对这一点的感受尤其突出。

善与恶的矛盾

使徒保罗说，社会是由“威权和力量”所统治的，在他看来，这些都是魔鬼。换言之，魔鬼是这个世界的统治者。不管我们把魔鬼解释为外来的力量，还是我们人性中的“原罪”，这个观点都有一定的可信度。战争、屠杀、贫穷、饥饿、贫富不均、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沮丧与绝望、毒品泛滥、智力犯罪、街头暴力、家庭虐待……种种现象都显示着邪恶似乎是今日的主宰。

情况的确显得很严重，因为邪恶的力量真实而多样。有人说，邪恶根源于人性的原罪，心理学通常把邪恶归咎于个人与团体的缺乏意识。许多社会学家把文化的混乱视为邪恶的主要动力，包括家庭价值观的丧失，物欲横流，以及不计一切代价追求享受等。了解善与恶的矛盾现实，这对于我们在社会中的抉择非常重要。

一提到邪恶，人们自然会想到魔鬼撒旦，“撒旦”的原意是“对手”，也就是唱反调的人。最初，撒旦是上帝的副官，是天堂中众天使之首，也是既漂亮又可爱的晨星。撒旦代表上帝，负责通过考试来提升人类的灵魂，就像我们让小孩在学校接受测验促进他们成长一样。

撒旦被称为晨星，就是因为他原本是人类灵魂的导师，是指明方向的掌灯者。然而，一天，上帝觉得如果要进一步提升人类的灵魂，除了进行简单的考验之外，还需要有更进一步的措施，于是就要求耶稣基督和撒旦分别提交一份计划书。撒旦的计划书很简单：“上帝只需派一位具有赏罚能力的天使到人间，严格管束人类，就不会出现管理的麻烦了。”耶稣的计划书与撒旦截然不同，很有想象力：“使人类拥有自由意志，走自己的路，让我带着爱心去体察人世间的生活，与人类共生死，做人类的榜样，启发他们如何享受生活，让他们知道上帝对人类的关爱。”

上帝认为耶稣的计划书很有创造力，就采纳了。但在撒旦看来，上帝不采纳自己的计划，无疑是在批评他，认为他不够完美。出于固执、自恋和傲慢，他开始任意妄为，与上帝作对，唱反调，最后被逐出天国，贬入地狱。在地狱中，撒旦背叛上帝，展开了复仇之梦，号召堕落的天使加入他的阵营，听命于他，并不断与上帝作战，抢夺人的灵魂。曾经提升人类灵魂的撒旦，最终成为毁灭人类灵魂的魔鬼，以及邪恶的化身。

关于撒旦的神话故事，生动阐释了邪恶的起源。

实际上，任何长期阻碍人类成长的唱反调，都暗藏了邪恶的种子。在这些种子里，也许就包括了人性本身。我曾说，懒惰是人类的原罪。我所说的懒惰不是指身体上的懒散，而是指心理上的惰性十足，包括自恋、恐惧和自以为是的习性。这些人性中的弱点不仅助长了邪恶，也阻碍了人类看清自己的阴影，失去了对原罪的觉察。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不能诚实面对自己的弱点，人往往会变得邪恶。战争总是由缺乏正直完整意识的个人或团体所发动的。我曾引用“越南美莱村屠杀事件”，说明当意识与良心薄弱时，邪恶是如何在制度与团体中发生作用的。

我也曾谈到“分化”所导致的邪恶，讲述了从1970年到1972年，我在首都华盛顿工作，时常在五角大楼中闲逛，找人谈越战。他们总是会说：“派克医生，我们了解你的关切，真的，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只是一个分支部门，只负责监督汽油弹的生产，并准时运抵越南，我们与战争没有直接的关系。那是决策部门的责任。你可以到走廊的那一头找决策部门的人谈谈。”

于是我去找决策部门的人，而他们会说：“是的，派克医生，我们了解你的关切。但是这里是决策的分支部门，我们只负责执行政策，并不管政策的决定。政策是白宫决定的。”结果整座五角大楼似乎都与越战毫无关系。

不管在商界、政府部门、医院和大学，任何大型组织都可能有同样的分化现象。当任何机构变得过大、过细、过于分化后，机构的良心往往也被分解得支离破碎，冲淡得几乎不存在，于是组织中便出现了潜在的邪恶。

“恶魔”(diabolic)这个词是源于希腊文diaballein，意思是崩解、分裂或分化。在我们集体意识分化现象中，最可怕的地方是，我们对于这种分化现象已经司空见惯，甚至使它们制度化。当人口中的某部分人被制度化地视为无关、可抛弃或受到轻视，就会出现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年龄歧视，以及对同性恋的仇视等，整个社会的完整就必然会遭受不可弥补的破坏。

要对抗制度化的社会邪恶，我们必须记住，所谓的“善”必须是对大多数人有利，不是仅仅对我有利。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我们对自己的错误采取宽容，对别人的错误严厉指责，这就潜伏了巨大的危机。例如，根据美国的统计数字，同样是持有少量毒品，居住在富人区的人如果是初犯，很少会坐牢，多半是被判缓刑，而且能接受戒毒治疗，而生活在城市落后区内的人往往会被判处更长的刑期。

邪恶的力量常常很隐蔽，并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由于人性中固有的逃避现实的倾向，我们也更愿意否认邪恶，生活在自欺欺人之中，这更加助长了邪恶的存在。

在《寻找石头》一书中，我描述了一群有钱人躲在他们的奢侈生活之中，不愿意正视周遭的贫困，因而逃避了相关的责任。他们每天从郊区豪华住宅坐火车到纽约市工作，路上总是埋首于报纸中，因为只要一抬头，他们就会看见黑人贫民区。他们以为把穷人都变成隐形人，问题似乎就能消失不见。

相反的，有些人则认为邪恶藏匿在一切事物背后。即使他们看见美好的事情，也会感到沮丧和抑郁。他们只注意事物的阴暗面，忽略了事物也有光明的一面。当绝望与愤世嫉俗控制他们的心灵之后，也就助长了邪恶。社会有邪恶的一面，也有正直的一面。如果我们辩证地观察社会，就会发现善与恶同样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世界不是十全十美，但也不是完全邪恶。因此，我们所面对的最大挑战，是去发展并维持平衡的观点。这个观点中蕴含着乐观，而非绝望。

我已故的父亲常说的一个故事，可以用来阐释这个道理。曾经有一位东方的智者接受记者的采访，记者问他对世界持乐观还是悲观的看法。

“我当然是乐观了。”智者回答。

“但是这个世界上发生这么多问题，例如，人口过多、文化崩溃、战争、犯罪与腐败，你怎么能够乐观呢？”记者问。

“哦，我对于这个世纪不感到乐观，”智者解释，“但对于下个世纪，我非常乐观。”

针对世界当前的情况，我的想法也如出一辙。我对20世纪并不感到乐观，但我对于21世纪非常乐观。

保持平衡的观点非常重要。就像我们必须先提升意识，才能觉察到邪恶的事实，以及我们自己也有邪恶的倾向，我们也必须能够越来越多地发掘与欣赏人世间的善与美。如果我们把世界的本质视为邪恶，就没有必要相信它会改善。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世间善与恶的力量是等量并行时，未来就充满了希望。

在许多方面，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好。100年前，虐待儿童的事件在美国层出不穷，习以为常。那时候，父母可以严重地殴打子女，而不算是犯罪。约200年前，许多年幼的小孩被迫到工厂与煤矿做苦工，有些年仅7岁。约400年前，一般人并不把儿童当人看待，不会尊重他们的需要与权利。但是在20世纪，儿童保护措施有了很大的进步。我们设立了举报虐待儿童事件的紧急热线，对于那些涉嫌虐待和疏于照看儿童的人，也有严格的调查制度。任何一个有全局思想的人都不可能否认，社会在保护其最幼小与最珍贵的成员上，的确有极大的进步。

另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世界在进化程度方面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以人权问题为例，各国政府都受到定期的监视，以观察他们对待人民的方式，有些国家因为违反人权，而受到经济上的制裁，例如曾经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在过去数世纪中，根本没有所谓“战争犯罪”这个词汇。被俘虏的女人小孩总是受到强暴与奴役，男人则是被仪式化地杀戮，战争与战争犯罪一直不断。但是近代我们开始质问，为什么人类要如此不择手段地相互残杀？事实上我们只需要花一点工夫，就可以得到实际的和平。我们设立了国际法庭来惩罚战犯，也开始辩论战争是否具有公正性，是否必要。能够探讨这些课题，显示了我们的社会与整个世界都有积极的改变。

不管如何，从历史的长河来看，社会似乎越来越进步。如果社会完全是邪恶的，就不可能有这种现象。实际上，善与恶的力量在世界上相互并存，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如此。有人认为这是一个被邪恶污染的善良世界。但我比较喜欢这样的表述：这是一个邪恶的世界，但却被善良所影响。在这个世界中，我们一方面会说谎，一方面却可以欣赏儿童的天真无邪；我们一方面很自私，一方面也很无私；我们一方面感到恐惧，一方面却能在恐惧中前行。尽管邪恶的力量很黑暗，但在现实中，人类一直都拥有善良的光芒。每当人类遭遇灾难和不幸之际，都会有人挺身而出，无数实例证明人类善良的力量远远超出想象。正如有人说的那样：“唯有经历病痛，我们才能欣赏健康；唯有饱尝饥饿，我们才会珍惜食物；唯有知道世间的恶，才能理解人性的善。”

每个人都有恶的一面，但是我们却向往善。我们必须拥抱人性中的这一矛盾，才能变得真实，并正直地生活。如果我们不承认自己有恶的一面，极力否认、掩盖，就失去了真实，变得虚伪。这时我们夸夸其谈的善只能是伪善。伪善放大了我们心中的“恶”，压抑了人性中的“善”，这也是如今贪污、腐败、暴力和凶杀的根源。

托马斯·潘恩在《理想时代》中说：“为了人类的幸福，一个人在思想上必须对自己保持忠诚，所谓不忠诚不在于相信或不相信，而在于口称相信自己实在不相信的东西。”

正直，并不意味着尽善尽美，而是完整。正直的人是真实的人，也是完整的人，他们能同时接纳自己人性中的“恶”与“善”。只注意到人性中的“恶”会让我们变得悲观、偏激，而只看到人性中的“善”则会让我们变得幼稚、肤浅，这些都不是正直的表现。正直的人会加以整合，努力激发心中善良的力量，在觉察邪恶的基础上，尽量压缩其存在的空间。实际上，邪恶横行的时候，往往是我们对它失去觉察力的时候，也是我们熟视无睹的时候。英国哲学家埃德蒙·伯克说：“如果邪恶最后取得了胜利，那一定是因为好人都在袖手旁观。”

人性的矛盾

人性本身就包含着善与恶两个方面。恶，源于人性的“原罪”；善，则源于人性的“原恩”。“原恩”是指我们与生俱来就拥有的改变的力量。

每当有人问我：“派克医生，什么是人性？”我的回答则是：“人性就是穿着裤子大小便。”

难道不是这样吗？对于刚出生的婴儿来说，只要需要，他们就会随时拉、随时尿，自然随性。到了两岁左右的时候，爸爸妈妈会对他们说：“嘿，你是个好孩子，我们很爱你，但是如果你能够改变一下你的行为方式，我们会很高兴。”最初，父母的要求对孩子不起作用，因为他们的本性就是顺其自然，内急时就应该释放出来，而且把尿撒在裤子中，或者在床上画地图也是一件蛮有趣的事情。对于幼儿而言，要夹紧屁股冲进厕所，然后再大小便，是一件很不自然的事情，也违背了他们的本性。

然而，如果孩子和妈妈之间建立起了良好关系，妈妈有耐心而不苛责。孩子就会对自己说：“你知道，妈咪是个不错的人，过去的这两年，她一直对我很好，我想做些事情报答她，我想给她某种礼物以表达我的感激。但我只是个弱小无助的两岁孩子，除了在这件疯狂的事上照她的意思，迎合她的要求，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呢？”

于是，孩子开始做非常不自然的事情。为了让妈妈高兴，他会夹紧屁股配合妈妈去坐那个莫名其妙的马桶。但是，接下来几年会发生什么？一些绝对神奇的事情。到孩子四五岁时，如果他偶尔在压力或疲倦的时候没来得及上厕所，并且出了丑，面对那种混乱的局面，他会觉得很不自然，因为去厕所对他来说则是完全自然的了。在这段时间里，作为回报妈妈爱的礼物，孩子已改变了他的本性。所以，人的本性是什么？就是改变，我们能够从随时拉、随时尿，改变为穿着裤子上厕所。

懒惰是人类的原罪，而改变则是我们的原恩。正是因为这种与生俱来的能力，我们才能不断改变自己，升华自己。所以，根本就没有人性这回事情，是改变把我们与其他动物区分开来。人类与其他动物最大的区别，不是我们能抓住东西的拇指，不是我们灵巧的声带，也不是我们巨大的脑容量，而是我们极端缺乏的动物本能，我们没有太多预先设置并遗传下来的行为模式。比起其他动物，我们非常缺乏固定不变的本性。但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懂得改变，并拥有更多的选择。社会性的选择，心理性的选择与生理性的选择，这些选择使我们能够更有弹性地应付各种不同的情况。

我这辈子大部分时间都在追求和平。那些认为世界不可能和平的人，常常自诩为现实的人，而称我为理想主义者。他们说得不错，我对于理想主义者的定义是：一个相信人性有可能升华的人。但我不是个浪漫主义者，我对于浪漫主义者的定义是：他们不仅相信人性有升华的可能，而且还相信这是很容易的。浪漫主义者会被草率的公式所吸引，例如“爱，能战胜一切”。在心理治疗的经验中，我慢慢明白，就算是有全世界的爱，许多人仍然无法改变，并获得成长。人性的改变非常不容易，但不是不可能。

为什么不容易，其中道理很深奥。我们所谓的人格，最合理的定义是：“一种维持不变的心理元素组织模式，包含了思考与行为。”在这个定义中，“维持不变”是关键词。个体的人格倾向维持不变，文化与国家的“人格”也是如此，这种“维持不变”明暗兼具，有好处也有坏处。

例如，当我从事心理治疗，新病人第一次前来就诊时，他们会看见我穿着不拘小节的衬衫、舒适的运动衫，甚至拖鞋。如果他们第二次来的时候，看见我打领带穿西服准备外出演讲似的，可能还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在第三次就诊时，他们看见我穿着蓝色的长袍，戴着首饰，抽着大麻，他们很可能就不会再回来了。许多人愿意一再回来光顾我的生意，因为我总是那个他们熟悉的老斯科特。我的人格维持不变，让他们知道如何自处。我们的人格需要一定程度的维持不变，才能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然而，维持不变也有黑暗的一面，就是心理医生所谓的抗拒改变。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的人格，都天生抗拒改变。改变，意味着威胁，即使是朝着好的方向改变。大多数病人前来接受心理治疗是为了获得改变。但是从治疗一开始，他们就表现得像是一点也不想改变，他们会顽抗到底。治愈，意味着打碎旧的自我，获得一个崭新的自我。但这个改变的过程是痛苦的，正如谚语所说：“真理会使你自由，但是首先它会把你气得半死。”由于人性中的懒惰，我们会抗拒改变。但是身为人类的荣耀，我们具有改变的意愿和力量。改变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却可以做到。

我相信，由于我们的懒惰、恐惧与自恋，使我们天生抗拒改变，这就是所谓的“原罪”。同时，人类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我们能够自愿改变。我们拥有“原恩”，我们拥有自由意志，我们可以选择屈服于原罪、抗拒改变、停滞甚至败坏，我们也可以选择改变自己，甚至推动社会带来转变。如果人无法改变，那么社会的车轮就不会滚滚向前。但是维持不变的惰性和改变的动力之间始终是一对矛盾。古埃及哲学家奥勒真总结道：“善良意味着进步，依此推论，邪恶就是拒绝进步。”

人人平等的矛盾

我们曾经讨论过“犯罪性思考”中所谓“不劳而获”的心态。不论贫富，许多人都认为自己有权要求不劳而获，他们觉得自己比别人优越，理应获得更好的工作和待遇，即使践踏他人的权益也在所不惜。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世界亏欠他们太多，所以他们也应该从这个世界捞取更多，这其实是一种自卑心理在作怪。

这种日渐弥漫的不劳而获心态背后有许多原因。在《寻找石头》一书中，我举出了其中一个原因。这是由《独立宣言》中的一段文字所造就出来的：

“我们相信下面的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所有人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存的权力、自由的权力和追求幸福的权力。”

我相信上述文字也许是《独立宣言》中最深奥，也最愚蠢的一段。它们精彩地描绘出一种灿烂的景象，准确地把握了人类处境的精华。但同时，它们也最容易造成误解。

在理想中，我们都是平等的，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则非常不平等。我们有着不同的天赋与缺点、不同的基因、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不同的价值观和思考方式、不同的个人历史、不同的能力等。我们与其他动物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我们有惊人的多样化与行为的多变。说什么人人平等？简直是天方夜谭。

虚假的平等使我们产生了虚假的共同体观念——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当这种观念破灭时，我们就会以强迫性手段来达到平等：先是温和地劝说，然后越来越严厉，完全误解了我们的责任。我们的社会责任不是去建立平等，而是去发展系统，合乎人性地处理我们的不平等。在合理的限度内，这种系统应该赞赏并鼓励多样化。

在这种系统的发展中，人权的观念是其核心。我完全拥护美国宪法修正案中的人权条例，以及法庭对这些条例所提供的解释。但是我对《独立宣言》中以偏概全的人权概念则表示怀疑。当发生战争时，敌对的双方都有生存的权力，你争取生存权，就意味着剥夺别人的生存权，这时我们该如何应对呢？同样，我们有自由的权力，但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也有说谎的自由。我们有追求幸福的权力，这是不是说我们应该极力逃避痛苦呢？

再一次，我们陷入了矛盾和冲突，我们必须去承受这种矛盾和冲突。世界上从来就没有简单的事情，也没有不劳而获的成果。一方面感觉幸福的人不容易陷入心理失衡的痛苦，心理失衡的人大多数是由于内心出现了剧烈的冲突。但另一方面，要获得真正的幸福，我们就必须历经内心的挣扎。明明知道冲突会带来痛苦，但是为了自己的成长和进步，我们却不逃避，不退缩，这种痛苦的经历是人生的财富，能够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安宁和幸福。我们需要知道，由于不愿意面对内心的冲突，总是躲躲闪闪，害怕矛盾释放出来的能量会把我们撕得粉碎。所以，我们会在内心产生一种虚假的幸福。心理学家卡伦·霍妮说：“只有当我们能够承受打击时，我们才能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由于内心迟钝造成的虚假宁静和幸福，根本不值一提，它只能使我们更加虚弱，难以应对外界的变化。”

在我看来，追求真理远远比追求幸福更重要，在追求真理的路上，我们一定会遇到幸福，但在追求幸福的路上，我们却常常遭遇不幸。

责任的矛盾

作为一个公民，我们必须承担属于自己的责任，有的人善良正直，通过捐款来支持他们关心的问题，也有的人积极参加环保组织，为改善日益恶化的空气和水资源，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但是也有许多人拒绝承担任何责任。他们喜欢袖手旁观，指望别人去解决世界的问题。这些人不会主动争取或维护他们的权利，不做任何明确的抉择来提升他们的公民意识。他们也许会宣称自己对社会无害。但正如埃尔德里奇·克里佛所说：“你不能解决问题，就会成为问题。”

但矛盾的是，社会的系统太庞大，个人的力量太渺小，我们的努力很可能像唐吉诃德大战风车一样，不仅无济于事，还会成为笑柄。对于这样的矛盾，著名作家威廉·福克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他在女儿高中毕业典礼致辞中说：“永远不要害怕大声表达自己，为诚实、真理与热情辩护，对抗不公、谎言与贪婪。如果全世界的人，在无数的礼堂中，都能齐声响应，世界将为之改观。”

1955年，在美国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一名不为人知的黑人女裁缝，竟然用自己微不足道的力量开启了改造美国的行动。她的名字叫罗莎·帕克斯。当时种族歧视盛行，在巴士上黑人必须给白人让座，而罗莎·帕克斯拒绝让座给一位白人，于是开始了长达381天的抵制巴士运动。她每天步行上下班，双腿变得肿胀、疼痛，她的尊严也受到不断的打击。42岁的她被警察逮捕，也失去了工作。但是她的简单做法，加上许多人的后继行动，酝酿出一股力量，为美国带来了司法上的重大改革。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罗莎·帕克斯一样，对社会的改良带来如此大的冲击，但是我们应该选择立场对抗世界上的各种邪恶。实际上，与邪恶的抗争开始于家庭。我们必须先面对自己以及家人，努力追求更健康的沟通方式。最好的策略是“全球化思考，本地化行动。”

考虑到一般人所面临的地理限制与其他种种局限，“本地化行动”也许是最可行的改革方式，但是我们的思考不一定只限于我们的小区、乡村和单位，我们可以放眼全球，思考许多其他问题。例如，我可以只选择关心美国的医疗制度，因为它影响到我，但是我也是世界的公民，不能狭隘不见其余的世界，我有责任思考远在非洲卢旺达，以及世界其他地区蔓延的内战与种族屠杀。

除了坚持自己的权利与立场之外，有时候我们还必须为其他人挺身而出，即使这样做似乎对自己没有直接的好处，也应该冒险。这样的抉择是每个人必须担负的责任。当我们听到种族歧视的言论时，应该仗义执言；听到邻居大声辱骂妻子时，应该干预。面对复杂而庞大的社会责任，我们必须记住，如果自己退缩了，终有一天，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自己头上。

不过，每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我们不可能研究一切，为一切负责，为一切负责的结果，一定是进精神病院。一次，一位黑人女性谈到自己的责任时，觉得不堪重负，非常痛苦，她说她必须推广正面的黑人形象，听起来她仿佛肩负了全世界的重担。这时，一位白人男性传给了她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不要承担一切责任，那是我的工作。”下面的署名是“上帝”。

在生命中的某些时刻，最适当的做法也许是放下。我们无法解决一切问题，所以必须选择自己的方向。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们必须清楚自己的天赋，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当然，很多时候，即使我们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也不会起到多大的作用，似乎一切辛苦皆付诸东流。我的一位病人告诉我的一个故事，总能让人感到安慰。他曾经参加过一次聚会，其中有一位演讲者是贝林根神父，我的病人说，在会议中有人问贝林根神父，数十年来他的工作似乎没有任何明显的结果，他靠什么坚持下来的？他回答说：“我根本不考虑结果。如果我这么想，就只有死路一条。结果不是我所关心的，我只是去做我觉得是正确的、应该去做的，其余的就交给天意。”

时机与金钱的矛盾

我知道许多人是成功的社会活动家，但却是失败的父母。他们把精力都花在了公益事业上，没有给子女和家庭留太多的时间。他们会对子女心生愧疚。所以，面临社会抉择时，必须要考虑自己的时间，以及参与的时机。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因为我们的时间、精力还有金钱资源都十分有限。有一次我遇见一位45岁的女性，她热爱公益事业，但直到孩子成年之后，她才选择加入绿色环保组织。这时她不仅有时间与精力，也能够心无旁骛，自愿奉献。

自愿奉献，是做事不求回报。比如，慈善家自愿捐献金钱，老师自愿对贫苦的学生提供免费辅导，学生自愿帮助流浪汉到收容所，家庭主妇自愿每周前往养老院陪伴老人。自愿奉献是一种召唤，我相信所有人都应该自愿奉献一些时间、金钱或精力，这样做对社会与个人双方都有好处。不管是在年轻时、中年时、还是老年时服务他人，自愿奉献都代表了成长与学习的机会。

选择自愿奉献必须考虑到许多因素，时机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旧约传道书》说：

一切事物皆有定期，天下万物皆有定时；

生有其时，死有其时；播种有其时，收获有其时；

杀戮有其时，医治有其时；拆毁有其时，修建有其时；

哭泣有其时，欢笑有其时；哀恸有其时，跳舞有其时；

忘怀有其时，回忆有其时；拥抱有其时，孤独有其时；

争取有其时，舍弃有其时；积存有其时，发散有其时；

撕裂有其时，缝补有其时：沉默有其时，发声有其时；

喜爱有其时，憎恨有其时；战争有其时，和平有其时。

除了时机之外，其他因素也会影响个人服务社会的能力。许多人误以为社会活动就是要过贫穷的生活，因而加以排斥。为社会谋福利不需要完全牺牲个人的舒适。几年前，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举办的一次公益活动中，一位长期献身社会改革运动的演讲者说：“我们能对穷人所做的最大贡献，就是避免自己成为一个穷人。”这段话听起来也许有点刺耳，却是真理的回响。

贫困不是什么美德，富裕也不一定会导致贪婪，关键要看怎样对待金钱。很多人认为金钱是诱惑人的情妇，带来的麻烦远远多于快乐。我在没钱的时候，对未来忧心忡忡。我出生在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年代。童年的时候，父亲经常告诫我们：“你们要了解一块钱的价值！”他还时常吓唬我们：“我们快要搬进贫民窟了！”虽然我知道那仅仅是父亲的玩笑，但还是给我造成了不安全感。长大后，每次与女孩子约会用餐时，我都会提心吊胆，生怕她点了什么昂贵的饭菜。结婚生子后的好几年，我仍然暗自担心会流落到贫民窟，常常陷入这样的思考：万一我中风了，无法工作怎么办？万一我们遭人控告，怎么办？万一股票崩盘怎么办？万一货币贬值剧烈怎么办？万一？万一？

后来，我有了钱，数钞票的感觉确实能缓解我内心的焦虑，但也容易让我对金钱产生执迷，仿佛金钱就代表了我生命的价值。过去我担心没钱，无法保障生活；而现在有了钱，我又害怕失去金钱。人们说“傻瓜留不住财富”，我担心自己就是那个傻瓜。最终，金钱并没有减轻我的焦虑，只不过是变化了焦虑的内容。

在很多人眼里，一个人的价值是通过金钱来体现的，不能挣钱，证明他没有价值。也有不少人认为金钱就是绝对的保障，能够给我们带来安全感，消除内心的焦虑，我曾经也是这样。但是，这些都是一种幻象。在生命的旅程中，金钱只是手段，自我完善才是目的。我们不能把手段当成目的，通过牺牲身体或者出卖灵魂的方式去追逐金钱，而应该通过金钱来获得自我成长，提升生命层次。

与此同时，不管我们有多少金钱，也不能彻底消除内心的焦虑和不安全感，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不安全的，人生唯一的安全感来自充分体验人生的不安全感。金钱是一种保障，但不是绝对的保障。我们想要追逐的绝对的安全感，只是心中的幻影。我很清楚，那些非常富有而一毛不拔的人就是在追逐这个幻影。因为感到不安全，他们拼命去追逐金钱，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心灵并没有获得成长，始终生活在焦虑和恐惧中，无法在精神上获得超越。

个人的案例研究

莉莉与我从事过许多公益活动，时间大约从1984年底到1995年底。我们能够奉献如此多的时间与资源，是因为《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一书销售成功。在1985年，版税收入远超过我们所需要的金钱，于是开始寻找自愿服务项目，捐款赞助有意义的事情。莉莉与我讨论是否有可能成立某种基金会。在1984年12月，我们与其他9个人一起建立了团体鼓励基金会。这是一个免税的非营利性大众教育基金会，目的在于教导真诚共同体的观念，也就是团体之间健康沟通的原则。创建宣言如下：

人人内心渴望和平。因为我们从过去关系中所受到的创伤与排斥，使我们害怕冒险。在恐惧中，我们把真诚共同体的梦想当成幻象。但是现在有章可循，使我们能够回归于一体，伤痛将得到治愈。团体鼓励基金会的任务，就是去教导这些规则，使希望再度实现，使一个几乎遗忘的世界再度展现人性光辉。

在《不一样的鼓声》中，我把真诚共同体的建立视为和平重要的前提。真诚共同体能够消除沟通的障碍，曾经很多人由于头衔、收入、学位、宗教、文化，以及种族身份所带来的隔阂，使他们变得封闭，夜郎自大，但是经过虚心的学习，消除这些障碍之后，他们的意识变得更为开放，心灵变得敏锐而富有弹性。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获得了治愈，甚至发生了奇迹般的转变。真诚共同体能够穿透人性的虚伪，触及内心的善良。它鼓励我们深入地检视自己的动机、感觉、判断与反应，因此扩展了自我的意识以及众人的意识。

在那11年中，莉莉与我自愿奉献了我们大约三分之一的收入，以及三分之一的时间于基金会上，我们每个人每周花了大约20小时为基金会工作。照顾基金会很像养育孩子。我们从未料到会花这么多工夫，也从未料到会获得如此大的收获。

当基金会刚开始时，我们是一群想做好事的人，但完全不知道如何以经营非营利组织来做好事。如果当时有人问我，什么是策略性计划，我也许会说这好像是国防部的工作。我们尤其不知道如何管理企业，就算是非营利性组织，如果要想生存，也必须像一般营利组织一样管理才行。我们在边做边学习。不仅必须学习策略性计划，也必须学习市场营销、会议协调、志愿者的安排、扩张与缩减、募款与发展、计算机系统与邮寄名单、任务与创建宣言、会计手续等。

身为一个新教徒的后代，我从小就被教育要有自尊，从来不求人，但是为了基金会，我所遇到的最困难的挑战，就是募款。经过了三年募款的经验，我把我的痛苦与挫折发泄在一首诗中。募款就像乞讨，令人难堪，但是我知道在许多宗教中，乞讨是非常受到尊崇的行为，其中的羞辱，可以视为一种心灵上的锻炼。还有就是，募款能够认识新的朋友。有人愿意用钱赞助你所从事的事业，对于这样的人，要不喜欢也很困难。而且奇怪的是，每当我们最迫切需要时，就会有大笔的捐款出乎意料地出现，仿佛冥冥之中有人在支持我们一样。

我从基金会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对人的差异有了更广更深的了解，同时也了解我们是多么需要这种差异。很久以前，一个比我年轻十岁的人首次教导我明白这个道理。我在冲绳担任陆军心理治疗中心主任时，彼得是个年轻的士兵，担任“心理治疗技士”的职务。当我刚上任时，我发现部门里很缺乏受过训练的心理医生，但是有十几个二十来岁的技士没事干。所以我要他们开始做心理治疗，我会在工作时训练他们。很快就发现，有半数人无法胜任，于是我叫他们去做别的事。但是其他六个人具有这方面的天赋，彼得就是其中之一。他担任治疗师的职务有两年之久，之后他的役期结束，准备回国。当我们道别时，我问他有什么打算，结果我很惊讶地听到，他打算去推销牛奶，“但是你是一个很好的心理治疗师，”我叫道，“我可以帮你申请进入很好的研究所，退伍军人还可以免交学费。”

“不，谢谢，我已经做好决定了。”彼得坚定地回答。但是我不死心，继续说了当心理医生的许多好处。最后，彼得以冰冷的语气对我说了一番话，才让我闭嘴。他说：“听着，斯科特，你难道不知道，并不是每个人都跟你一样，并不是每个有机会的人都会想要当心理医生。”

这个故事不仅充分表露出我的自恋心态，也让我们知道，一个人的天赋不见得代表他受到了这方面的“召唤”。一般的职业辅导认为，符合一个人兴趣的工作就是最好的工作。但是造物主对人非常慷慨，给了人多重的天赋、才能与兴趣。然而，每个人的天赋都不一样，我有的天赋你不一定有，你有的天赋我也不一定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彼此相互需要，取长补短。

自恋总是使我们无法了解他人的差异，这对工作所造成的伤害不亚于对家庭与个人生活的伤害。让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病态的心理在更大的组织中所产生的破坏性。不久前，我受邀去为两个美国医学专业主管机构咨询，解决两者之间的冲突。一个是美国医学院，代表了临床的医生；另一个是美国医学研究院，代表了医学研究人员。这两个团体的成员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理当是文明有礼的医生。但是这两个“姊妹”组织之间的关系，在这十年来，已经慢慢败坏到非常不合礼仪的地步。

我很快发现，医学的尖端领域不仅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艺术。美国医学院的医生在临床上医治病人，时常必须仰赖直觉与推测，因此理所当然的，这些医生不仅习惯了模棱两可的情况，而且还感到非常刺激。另一方面，医学研究非常讲究精确与清晰，对于准确的要求甚至比其他领域更为严格，所以研究院的成员都很痛恨模棱两可，视之为他们的敌人。

只打了两通电话，我就明白这两个组织发生冲突的原因——成员的人格特质差异太大。他们连沟通的方式都不一样，即使没有恶意，都似乎会激怒对方。他们无法觉察彼此相异的人格状态，更别说去欣赏对方、需要对方了。每一方都认为对方怀有敌意，都不愿意寻求和解。不管是个人，还是组织，一旦被自恋所蒙蔽，无法接纳差异，都宁愿继续斗争下去，也不愿意改变立场。

假如这些分裂的组织愿意继续沟通，就会发现我们有一种特殊的方法，可以医治这种不必要的组织冲突，这就是真诚共同体。这是一种团体学习的系统，能够穿透日常的自恋，使我们不仅看见彼此的差异，也能够接受这些差异。这不是毫无痛苦的学习过程，但是很有效。

追求精神成长，其实就是追求身体、心灵和灵魂的统一。